在明洪武十九年時，朱元璋下令廢昌國縣，二十年又強行把舟山群島等四十六島（山）的居民全部遷入內地，但據明范表的《玩鹿亭稿》記載，當時浙東沿海向無海盜，漁民們也遵紀守法以出洋打魚樵柴為生，還沒有進行海外貿易。
而明政府這一強行遷徙計劃，雖然先不過四十六島（山），但由于這些大島嶼承擔著交通樞紐和市場、補給等作用，在失去了這些重要生活補給場所后，導致舟山群島大小數百島嶼相繼被棄，可這些島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軍事設施卻都一應俱全，放棄這些島嶼客觀上給走私集團以及海盜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極好的溫床，所以即使沒有倭寇，也遲早會有安南寇、滿剌加寇、佛郎機寇等等海盜出現。事實也證明，最后倭寇之亂的頂峰時期倭寇們在東南沿海落腳的據點，正是這些被明政府強行廢棄的島嶼。如果這些島嶼當初不被廢棄，居住著大量百姓并部隊駐扎，倭寇們要想在沿海地區找個隱蔽而可靠的落腳點，可以說是很困難的。而現在隨便找個島嶼就可以馬上入住，連建設都不需要，又由于完全沒有明軍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對很隱蔽，幾乎沒有情報外泄的擔憂，這又怎么不叫他們欣喜若狂呢。
事實上后來明軍在剿滅倭寇時，一直對倭寇的動向掌握困難，在沿海地區疲于奔命，是與此有著直接關系的。
為了這個“片板不許入海”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謂的國家精英、清流大臣們，強行毀掉了本國數以十萬計的百姓家園，花費莫大的費用，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損失慘重遷入內地，可結果卻是給海盜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條件。
眾所周知，在明嘉靖、萬歷年間的中國南方，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時主要的工商業，是絲織業、棉紡織業、陶瓷業、冶金工業，另外則是茶葉和藥材等行業，可類似絲織業這樣的高、中檔消費品國內市場并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產力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市場，生產方式是不可能改變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和當時民間海外貿易的大規模興起有著極大的關系。
我們知道，正是15世紀后歐洲各國新航路的開辟，才導致了它們的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譬如當白銀通過國際貿易渠道流動時，它所經過的地方必然發生下述現象：物價迅速上漲，貨幣貶值，投機活躍。傳統的經濟關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
而這卻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國家階級關系的變化，因為在價格革命中，受損害較大的有兩部分人：一是按傳統方式收取定額貨幣地租的封建地主，他們的實際收入因貨幣貶值而減少，陷于貧困破產；二是城鄉雇傭工人，由于他們處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國家為保護雇主的利益，則一再頒布限制提高工資的法令，致使工資的增長幅度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
因此，在價格革命中獲利最大的是商品生產的經營者，如手工工場主、資本主義農場主、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牧場的新貴族，還有繳納定額貨幣地租的富裕佃農。
對英法等國家來說，價格革命還替他們初步理順了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時期的價格體系。因此，在英法等國內經濟體系能夠較順利地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國家里，價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中這樣說道：“航海事業根本是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當時的朱明王朝，雖然擁有鄭和下西洋那樣強大的航海能力，卻在此后反其道而行之，嚴厲打擊中國本土海洋經濟的發展，固執地繼續著“重陸輕海”、“重農抑商”的祖訓，就此扼殺了中國走向海洋、發現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個嶄新的“大航海時代”面前，面對海洋經濟，中國歷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強行扭轉船頭轉了個U字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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