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空降指導春晚，面臨的不僅有“奉旨說笑”的重重審查；還有當下精英與大眾日益對立的口味。
傳統媒體(及媒體人)、網絡觀眾以及普通沉默的觀眾，互有交疊但也有明顯區分。近年來，精英與大眾口味區分明顯；評論界與市場判斷背道而馳——這才是馮小剛掌勺春晚后，不得不面臨的嚴重問題：這是一檔13億人的年夜飯，而這13億人，差別如此明顯。
馮小剛執導春晚面臨的雙重難題
文/梅子笑
從全民狂歡到全民吐槽，春節聯歡晚會已經走過了32年。隨著“新民俗”地位的確立，春晚越發強調寓教于樂，也日益八股化，并遭遇了越來越多人的詬病。年年談創新、年年談開門辦春晚，卻從未有過實質性改變。在領導層的倡導下，伴隨著央視在市場中位置的江河日下，“開門辦春晚”終于有了實質性動靜——2014央視馬年春晚，馮小剛作為空降兵，與央視內部多名導演聯合執導。
馮小剛掌勺春晚的消息傳出后，輿論一時間沸沸揚揚，最主要的觀點便在于馮小剛能不能挽救春晚于頹勢中。根據《新京報》的調查，68%的人期待收看馮小剛指導的春晚；媒體或行業內，看好馮小剛掌勺春晚者也不在少數，擔心之處則在于重重的審查制度，會不會讓馮小剛像“郭德綱”一樣以三分之一的英名血祭春晚舞臺。
現在的春晚，已經再無可能回到早期“全民聯歡”的節目定位，而是實打實的“新民俗”；參與者都不可能是即興、率性甚至個性的自我發揮，而是必然的“奉命說笑”。“奉命說笑”有多么艱難，娛樂大拿趙本山與郭德綱都在不同場合和不同時間表達過；春晚的執導者、參與者也都曾經有過“猶如蛻皮”一般的審查血淚史。代表馮小剛風格的馮式賀歲片，顯然是彰顯主流價值觀的、富有機智和溫情色彩的幽默，然而，這種幽默是否能夠與審查制度重疊，或者是讓審查制度有所通融，都存在相當的疑慮。主管部門明確提出并踐行了"開門辦春晚"，但卻沒有聽到任何給春晚“松綁”、“改良”的聲音。
實際上，除開審查制度這個至上而下的困難，馮小剛還不得不面對來自于受眾的壓力——大眾和精英的口味如何調和。在早期，娛樂形式單一，央視一家獨大，因此一檔樸素天然的春節聯歡晚會便獲得了眾口一致的掌聲與喝彩；在90年代甚至20年代初期，形式八卦、教化色彩濃郁的春晚，也因為人心思齊、屬于少數派的媒體代表了大多數普通人的觀點，春晚雖遭非議但屬微詞。互聯網的逐步發展，話語權不只是掌握在少數的媒體手中，越來越多的普通觀眾可以通過互聯網發布自己的觀點，加上娛樂形式日益多樣化，網絡上對于春晚不滿的聲音日益高漲，吐槽春晚隱隱有超越春晚成為新民俗的架勢。
《新京報》的另一個調查數據是這樣的：72%的人希望春晚的節目形式有所改變和創新。節目要創新、春晚形式要改變——這種覺醒，不論是主管部門還是央視，都比普通觀眾覺醒得更早。然而，知易行難。如何改、改成什么樣子，迄今為止并沒有好的路徑可以尋摸。2011年，年輕的哈文團隊不通過競標而是通過任命的形式連續執掌兩屆春晚，上聽取意見領袖的意見，下走入社區部隊和學校聽取普通觀眾的意見，提拔了民間呼聲極大、被傳與央視素有嫌隙的郭德綱及德云社眾弟子，打撈了多年因某些原因無法再登春晚舞臺的潘長江，并邀請到席琳·迪翁與宋祖英同臺演唱《茉莉花》，破除陳規的力度不可謂不大膽。然而，這種創新成績絕對不能說是全面告捷——主流及精英較好的同時，收視率下降，吐槽聲不減。哈文團隊被普遍認為，把小眾流行當成了大眾口味，過于遷就精英和高端人群的意見，忽視了沉默的、電視機前的忠實觀眾。
傳統媒體(及媒體人)、網絡觀眾以及普通沉默的觀眾，雖互有交疊但也有明顯區分，正是他們，構成了春晚的三個不同的受眾層面，也嚴重影響了春晚的口碑、熱度與收視率三個評價維度。近年來，不論是電視、電影，還是熱點事件，媒體人、網絡受眾及普通觀眾，口味有明顯區分；評論界與市場判斷背道而馳——這才是馮小剛掌勺春晚后，不得不面臨的嚴重問題：這是一檔13億人的年夜飯，而這13億人，差別如此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