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建軍86周年紀念日，在這偉大日子里，人民解放軍一定會聯想到毛主席, 會紀念毛主席。毛澤東與人民軍隊的關系是永遠不可分的, 毛澤東思想是人民軍隊的靈魂, 離開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軍隊就不會成為人民的軍隊。
毛澤東對辯證法有著深刻的理解,要想消滅軍隊必須強化軍隊。他一方面比誰都明白槍桿子重要, 要掌握軍隊； 另一方面他要叫軍隊為人民服務, 建立人民軍隊。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大致用了下列辦法解決軍隊問題。
1、用新軍隊消滅舊軍隊。
這一點他盡管歷盡千辛萬苦，還是基本做到了，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賴以生存的八百多萬軍隊，同時，他又先后消滅了不少日本和美國的軍隊。
2、建立新式人民軍隊。
從新式軍隊概念上講，“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還不能算新式軍隊，“秋收起義”也同樣不能算新式軍隊，毛澤東的“三灣改編”、“古田會以”“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的軍隊才開始步入新式人民軍隊。
毛主席為建軍經歷了千辛萬苦過程。
秋收起義前后, 毛主席還僅認識到軍隊的重要, 后來才在三灣、古田精心創造真正的人民軍隊。
(1) 、三灣改編
主要內容是：由于部隊減員較多，剩下不滿千人，因此把原來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這次改編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在軍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設黨小組，連設支部，營團建黨委，連以上各級均設黨代表，全軍由毛澤東任書記的前委領導。改編還確立了軍隊內的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經濟公開，官兵平等，消除舊軍隊的雇傭關系。三灣改編是秋收起義失敗后部隊在江西省永新縣境內三灣村進行的一次整編。三灣改編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2)、古田會議
紅四軍七大
毛主席的三灣想法不是誰都接受的, 包括朱德和陳毅！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朱、毛會師不到一年, 再次發生嚴重分歧。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龍巖縣城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 紅“七大”前后，在紅四軍黨內以及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朱德）之間，發生過一場“關系到黨對軍隊的領導，關系到紅軍建設的一系列原則問題”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是由是否設立軍委引發的。毛澤東在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指出：“兩種意見最明顯的莫過于軍委問題的爭論。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里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手里，以求伸張久抑欲伸的素志”，“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搜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機關－前委以至支部”，“這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后斗爭”。
由此看來，“要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只不過是關系到“黨對軍隊的領導”以及“紅軍建設”等原則問題的表象，或者說是引發原則爭論的導火索。
限制前委的權力反毛主席
劉安恭下車伊始，不可能了解紅四軍一年多的歷史糾結。可不知怎的，劉安恭甫抵軍中不足一月，便開始指責前委“管得太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
因此，劉安恭在就任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后，便雷厲風行地在軍委會議上作出規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這個下級限制上級領導權的舉措，無疑是反毛澤東的。
1929年“白砂會議”
紅四軍在進占白砂的第二天（6月8日），再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
鑒于毛澤東與朱德、劉安恭的意見分歧愈來愈嚴重，尤其是如前所述種種“不尋常”現象的陸續出現，使毛澤東越加感到“前委不好工作”了。
于是，毛澤東在白砂會議上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概括了四條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主要問題。最后，毛澤東出人意料地提出：“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斠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在白砂會議上，劉安恭主持的軍委限制上級（前委）工作的做法，以及當時出現的“拉幫結派”等不正常現象受到了林彪等許多黨員干部的猛烈抨擊。最后，與會代表以36：5的投票結果，撤銷了（臨時）軍委。
（臨時）軍委雖然被壓倒性的投票撤銷了，但鼓動堅持設軍委的活動仍未就此停止。尤其是毛澤東堅持不收回“請辭”申請，使林彪既感到激憤，又感到失望。
“白砂會議”后，林彪給毛澤東送來一封信，明確表示：“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同時，林彪對毛澤東指出：“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事了。”
毛澤東頗感欣慰地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斗”。
林彪在信中還表露，擔心紅四軍黨內出現“破壞黨的團結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危機”。對于林彪的憂慮，毛澤東則認為：“如果少數同志作的個人主義領導勝利了，那未必至如你的來信所說有一種破壞黨的團結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會要到來。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為現在的四軍的黨是比第一、二時期都有顯然的進步......”。
其后，毛澤東、朱德分別以給林彪復信的形式，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各自的觀點。這些文字也反映出紅軍早期實際存在的種種缺點，尤其是毛澤東給林彪的長信，更成為毛在紅軍初創時期建軍思想的寶貴文字記載。
“小池軍事會議” ,毛澤東遭“邊緣化”
“白砂會議”后，紅四軍轉移到連城。黨內的爭論亦隨之在連城繼續著。在爭論歷史分歧的同時，前委在對下一步行動的方針（是北上長汀，還是南下龍巖）上，主要領導人之間又產生意見分歧。
6月18日，紅四軍由新泉悄悄抵達龍巖附近的小池鎮。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朱德在召開研究部署三打龍巖的作戰會議時，竟不通知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參加，只通知譚震林參會，由譚震林向毛澤東傳達。譚震林建議毛澤東也去參加會議，但毛澤東頗感為難，說“沒有通知，怎么好參加呢”。
時任政治部秘書長的江華事后說：“這樣重要的會議以及如此的行動，不通知黨代表毛澤東參加，是很不妥當的。”
關于“小池軍事會議”，眾史家均三咸其口。連《毛澤東年譜》也只是用“十七日，同朱德率紅四軍離開新泉，秘密地揮師東進”，含糊地一筆帶過。而《毛澤東傳》則只字不提三打龍巖前夜的“小池軍事會議”。巧妙地用“這次戰斗由朱德全盤指揮”來表述。
在紅四軍“七大”之前，紅四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劉安恭之間的意見分歧日漸突出。同時還在紅四軍黨內指戰員中引起了思想混亂。
毛澤東在“七大”落選前委書記之前，這些矛盾不僅體現在會議的口頭爭論上，而且出現在實際工作中。這些被史家有意或無意間“疏漏”的細微枝節，或許能對理解那場思想分歧、口頭爭論的嚴重程度，增加些許“感性認識”。
紅四軍八大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于工作和戰斗。但“八大”只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志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 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并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陳毅當時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問題上，同意毛澤東，因此他被稱為“中間派”。大會最后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時在病中的毛澤東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毛主席第二次失去兵權。
紅四軍九大
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境險惡，戰斗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作為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能夠為紅四軍領導層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黨中央如實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部情況的詳細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3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經過1個月的討論，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10月下旬，陳毅回到閩西，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軍事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請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根據中央來信精神,結合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懸而未決的問題,召開了座談會，聽取了干部、戰士和人民群眾的意見，調查了紅四軍和黨內存在的問題及產生的根源，為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起草了決議案。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大會由陳毅主持。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余字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
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選出了以毛澤東為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委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 毛澤東任書記。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共分9個部分：1、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2、黨的組織問題；3、黨內教育問題；4、紅軍宣傳工作問題；5、士兵政治訓練問題；6、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7、廢止肉刑問題；8、優待傷病兵問題；9、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問題。
古田會議決議共2萬多字，其基本內容為：
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這就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
紅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爭取中國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事業，必須堅定地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這是紅軍保持其無產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政治水平。還要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達到軍政一致，軍民一致。
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系。
《決議》認為，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圍繞黨的政治中心任務進行的，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
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又必須克服極端民主化傾向。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上級的決定必須堅決執行，黨內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正確地開展思想批評。凡地方政權機關已經建立的地方，軍隊就不能包辦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強對敵宣傳工作，優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虜。
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游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論述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決議》指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要注意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黨內的思想和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黨內開展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反對互相猜忌，鬧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團結。
古田會議決議先后在紅四軍和各地工農紅軍中貫徹執行，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的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會議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中共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它所確定的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為后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功實踐奠定了基礎，古田會議因此成為中共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幾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遵循古田會議決議的原則，軍隊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古田會議決議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軍隊政治化、人民化。
新中國成立后, 受蘇聯影響,中國軍隊人民性出現了退步, 如軍銜制建立。毛主席后來采取很多措施加以糾正。
《九評》
早在1964年的《九評》里，深刻地表述了毛澤東對軍隊的要求，其中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 。毛主席強調槍桿子不止掌握在黨手里, 還強調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人民手里意義非常重大。毛主席看到了蘇共變修, 自然想到當修正主義上臺與人民發生對立后軍隊站在哪一邊問題, 所以特提出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人民手里這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五.七指示
毛澤東晚年曾設想把軍隊變成能文能武能生產能為人民服務的大學校，并極力推廣之, 使軍隊更加人民化。1966年,林彪寄給毛澤東軍委總后勤部的《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閱后，于５月７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軍隊支左
文化革命中軍隊的支左就是軍隊政治化的突出表現，而文革前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學雷鋒等也是政治化的表現。一九六七年, 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中引用毛澤東的一段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月19日，中央軍委又根據這一決定和毛澤東的指示，做出《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毛澤東在這里表示了人民軍隊與左派的血肉關系, 人民軍隊要站在左派一邊。
八大軍區對調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指出：“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他提議八個大軍區司令對調。陳錫聯(原沈陽軍區)當北京軍區司令，李德生(原北京軍區)到沈陽軍區去；楊得志(原濟南軍區)跟曾思玉(原武漢軍區)對調；許世友(原南京軍區)跟丁盛(原廣州軍區)對調；韓先楚(原福州軍區)跟皮定均(原蘭州軍區)對調。新疆、成都、昆明不功。毛澤東此舉目的，是抑制新軍閥的產生, 避免軍隊由個人野心家掌握。
大辦民兵師、武裝群眾。
1967年8月25日由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就按照毛澤東武裝群眾思想公開提出：“關于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準，然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毛澤東晚年大辦民兵師和武裝左派群眾思想反映了他對職業軍隊根本改變的戰略態度。
總之，我們從上可以看出，毛澤東為新軍隊問題，的確費盡了心血，毫不夸張地講，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人民軍隊，毛澤東思想是人民軍隊的靈魂，任何反對和貶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言行都會動搖人民軍隊的人民性。
四、人民解放軍的現狀及前途
到了近代，無論把軍隊的名稱叫國民軍類還是叫人民軍隊，隨著修正主義上臺，大都成了騙人的東西。軍隊逾專業化，其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工具的本質逾明顯。因為少數人要統治多數人，力量遠遠不夠，要想完成對多數人的剝削和壓迫，必須憑借暴力工具才能做到。馬克思主張徹底打碎國家機器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到了軍隊的反人民本質（現象除外），軍隊是人民解放的最難打開的枷鎖。
如何解決軍隊的問題，就成了左右兩派共同關注的頭等大事。軍隊國家化是右派的主張, 其目的是讓人民軍隊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 而左派則希望軍隊政治化, 成為反復辟資本主義的關鍵力量。
改革開放后，中國軍隊在一些地方也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如軍銜制恢復，如軍隊成了專門的戰斗部隊，如軍隊離政治越來越遠，如普通黨員可從當軍委主席, 如正在向西方軍隊摸式靠隴，如軍隊武警化, 如軍隊去毛澤東化,等等。出現如此狀況，不能不令人擔憂。
軍隊的現狀說明，改革開放的新自由主義影響是全方位的，黨、政、軍、文、商無孔不入，因此，中國及世界的左派同右派的斗爭也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軍事戰線。
左派主張軍隊人民化, 成為人民的工具。當前軍隊去毛澤東化很危險, 會改變人民軍隊的性質, 我們要強烈要求十八大后在軍隊恢復毛澤東思想的統帥地位。
當前毛澤東培育的人民軍隊紅色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沒有人民的支持，軍隊會失去戰斗力；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解放軍要愛民，人民要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必然無敵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