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語中，烏克蘭一詞的意思為“在邊緣”、“邊沿地帶”。長期以來，烏克蘭人曾為此忿忿不平。1990年前后，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陷入困境，統一的蘇聯國家岌岌可危。正是烏克蘭率先打出“獨立”、“主權”的旗號。1990年前后，原蘇共烏克蘭共和國克拉夫丘克“第一書記同志”，搖身一變，成了烏克蘭共和國“總統先生”。他企圖讓烏克蘭擺脫蘇聯束縛，投入西方陣營，擠進民主、文明、富強的“歐洲大家庭”。
然而20多年過去了，事與愿違。烏克蘭這個以“歐洲糧倉”著稱，在蘇聯以工程師比例最多，制造業和工程技術最發達的國度，幾乎淪落到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發展程度“墊底”的境地。僅從1992年到1999年間，烏克蘭國民生產總值下降75%，約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生活遠不如蘇聯時期。
10年之后，烏克蘭又爆發了一次“橙色革命”。國際上一些政治勢力歡呼雀躍、欣喜若狂，以為這是繼冷戰結束后的國際民主化的“第四波”。然而，沒過多久，“顏色革命”狂熱之后，一切又現回了原形：“變了色國家”的老百姓從“失望到激動，從激動到希望，從希望到等待，從等待到忍耐，從忍耐再到失望”反反復復。被折騰和被忽悠后，老百姓得出了一個心酸的結論——顏色革命并不能創造民主和幸福的神話;西方國家輸出的并非“真民主”，也并未把他們當做“真朋友”;西方輸出的是混亂和無序，追求的是地緣政治私利;烏克蘭不過是大國棋盤上的棋子，老百姓只不過是政客爭權奪利的墊腳石。
實際上，烏克蘭與其說是“民主化”，不如說是政治商業化、市場化、幫派化、地區化;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對抗政治、幫派爭斗、清算政治和復仇文化。民主只是爭奪利益的手段，議會成為爭奪的場所。而掌權的人，這幾年是“鋼鐵大王”，隨后又是“天然氣公主”，如此反復。在此，劣質民主、民主陷阱等概括再準確不過了。2005年，甚至連克拉夫丘克本人也萬分悔恨地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要是知道祖國會淪落到如此狀況，我寧愿斬斷自己的雙手，也不會簽署《別洛韋日協定》!”
又一個10年過去了，“民主樣板”變成“民主雞肋”：民主變質，社會倒退，道路迷失。總統、總理變化如走馬燈一般，貪腐盛行，政治清算不斷，國家秩序混亂不堪。
回想20多年來，蘇聯東歐的政治變化令人深思。不少蘇聯東歐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或共產黨內部的異己分子搖身一變，由“第一書記”變成“民選總統”。而一旦奪取了國家大權，這些“自由民主”斗土們旋即又成了獨裁者，武力驅散議會，欺世盜名，貪污腐敗，足令西方支持者尷尬。民主已被手段化、庸俗化，成了政治斗爭的口號和手段。一些政治勢力給自己貼上“民主”標簽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難所和保護色，從此有了免受批評，并可肆意指責別人的權利。
20多年來，烏克蘭等國在發展道路上陷入迷失，徹底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左右搖擺，東拉西扯，或東或西。近三個月以來的時態雖波瀾起伏，但不足為奇，可以說是政治邏輯的必然，烏克蘭在迷惘中又回到了10年前、20年前的原點。放眼未來，如果烏克蘭各方力量不能盡早在國家建設和發展道路這些根本性問題上達成共識，而是繼續陷入黨派紛爭、民族和區域矛盾等泥潭中，繼續在財閥、黨派利益中周旋，那么烏克蘭將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大國政治“夾縫”的束縛，無法逃脫“周期性”政治動蕩的怪圈，也無法擺脫邊緣化生存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