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從古代的青銅器時代到今天的科技創新新時代，礦產資源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伴隨著現代科技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國對礦產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采礦技術雖然能夠由表層開采走向地下深部，由易采區走向難采區，由高品位走向低品位，但仍無法滿足人類經濟發展的需要。盡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認為，地球上的礦產資源并非“取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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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樹立和實踐“金青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優先、保護為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把大自然建設得寧靜、和諧、美麗。采礦活動對生態環境有擾動與改善的雙向作用，粗放的開采方式對生態環境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節約與綜合利用的方法可以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干擾，改善生態環境。加強對礦產資源的節約、高效、綠色開發利用，構建符合“美麗中國”要求的礦業發展新模式，是當前礦業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課題。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國家要富強，就必須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包括實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等勤儉建國的方針。”礦業也不例外。建國以來，為保證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我國高度重視礦產資源的勘查與開發，初步提出了綜合利用的概念，并在實踐中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
七八十年代，我國開始重視煤矸石和石煤的綜合利用，節約和使用優質煤，經常把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與環境保護聯系起來。比如1979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就明確提出要實行綜合勘查、綜合評價、綜合利用，以保護資源環境，防止污染，促進經濟發展；1984年，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也強調要采取經濟激勵措施，以提高工礦企業綜合利用和污染防治的積極性。這個時期，“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逐漸深入人心，國家不僅出臺了一系列相關優惠政策，還設立了綜合利用獎，以表彰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和個人。
1986《礦產資源法》的頒布，使我國礦產資源管理步入了法制的軌道，礦產資源勘查登記開采的審批、集體采礦權、個體采礦權及相關責任主體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等，都開始有法可依，這也意味著國家對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監管力度開始加大。在《礦產資源法》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政策框架和綜合利用產業體系，使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逐步規范化、法制化。當前，礦業企業“以廢養廢”，開發利用再生資源已成為熱門話題，許多礦山生產企業堅持“先利用、后回爐”的方針，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再生資源，以期對資源永續保護、減少環境污染、提高經濟效益。
“十一五”期間，隨著《資源綜合利用規劃綱要》的頒布實施，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建立了適合我國國情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宏觀管理體制。值得注意的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首次明確提出了“節約優先戰略”，提高了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和水平，加快了礦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增強了資源保障能力，把節約資源上升為國家戰略。
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重點是提高經濟效益，在保持經濟發展勢頭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和治理。伴隨著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政策框架和產業體系的形成，各地在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指導下，建立了一批試點地區和示范工程，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調動了企業進行綜合利用的積極性。邁入“十一五”后，我國將貫徹節約資源為基本國策的方針，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資源綜合利用宏觀管理體制，形成了政府大力推動，市場有效驅動，社會廣泛參與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