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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我國多個縣市宣布2025年GDP突破千億元，全國“千億縣”總數已超70個。經濟大省廣東近日也宣布，博羅縣成為該省首個“千億縣”，實現零的突破。

專家認為，廣東將推動縣域高質量發展作為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初顯成效，但導致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因素和瓶頸仍然存在，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仍需久久為功。

廣東出現首個“千億縣”

博羅縣位于廣東省中東部、惠州市北部，地處珠江三角洲東北端，是全國百強縣之一。博羅縣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縣地區生產總值為1005.45億元，同比增長5.5%。

“制造業的穩定發展支撐起博羅縣域經濟的基本盤。”博羅縣委常委、副縣長黃劍波說，“博羅的地理區位非常好，我們用鏈式思維做大產業集群，強化與珠三角產業聯動互鑒，持續延鏈補鏈強鏈，目前已形成新一代電子信息、智能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現代食品等5個百億級的產業集群。”

“隨著廣東省‘百千萬工程’的深入實施，廣東的縣域經濟迎來快速發展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趙俊超說，“我去博羅縣的兩個鎮看過，那里的產業園區發展速度非�？欤�工業投資增速均超過20%。”

“千億縣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助推器和壓艙石。”賽迪方略總經理兼縣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余德彪說，2024年，全國千億縣數量增加至62個，GDP超900億元的達到21個，800億以上縣域數量超過100個，700億以上縣域接近150個，未來準千億縣數量將持續增加，競爭持續加劇。而在廣東57個縣中，近半數GDP低于200億元，尚無“千億縣”。

“縣域是廣東最薄弱的板塊，卻是破解不平衡、激活潛力的關鍵支點。”余德彪說，廣東GDP連續多年全國第一，但2023年縣域GDP僅占全省12.4%，顯著低于全國縣域GDP占全國比重（38.3%），與江蘇縣域GDP占全省41.2%、浙江縣域GDP占全省42.9%差距較大。

縣域發展總體偏弱產業結構同質化突出

多位專家認為，廣東實現“千億縣”零的突破，值得欣喜，但也應冷靜客觀看待。

一方面，博羅縣仍屬于珠三角范圍，而在珠三角，“千億鎮”早已不是夢，“萬億區”也不是傳說。至今年初，珠三角已涌現出4個“千億鎮街”，深圳南山區成為我國首個萬億GDP地市轄區。而從粵東西北的整體發展來看，與珠三角的差距仍然較大。

另一方面，從全國層面橫向看，以江蘇、浙江、山東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在縣域發展方面“質”“量”齊優，我國中部地區的多個縣域也呈崛起之勢，甚至西部地區也涌現諸多亮點。

廣東縣域經濟研究與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張建軍表示，廣東省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偏弱，部分縣域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和產業實力，但未能培育出具有較強主導作用的支柱產業，產業形態仍偏低端化，發展層次不高，缺乏輻射帶動能力強的企業，難以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發展。部分縣域雖有規模較大的產業集群或龍頭企業，但延伸性、聯動性、帶動性不強，主導產業對縣域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太明顯。

《廣東省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研究報告（2025）》顯示，廣東不同區域之間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呈現“珠三角領跑、粵東西承接、粵北相對滯后”的梯度格局。博羅縣、四會市、臺山市、惠東縣、高州市等一批縣（市）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潛力突出，形成帶動作用明顯的縣域“標桿梯隊”�；洊|、粵西縣市整體處于中等水平，內部差異較大；粵北縣市則仍需在產業與創新協同上加快突破。尤其粵北地區縣市普遍存在低人口發展潛力和低經濟活躍度的情況，發展潛力嚴重不足，部分縣存在“低人口密度-弱經濟動能-文化資源閑置-空間開發受限”的現象。

張建軍說，廣東新型城鎮化發展仍面臨一些突出問題：一是人口發展區域失衡、人口與經濟空間公共服務協同不足；二是經濟發展引擎量級偏弱、產業層次偏低、動能轉換滯后；三是文化資源沉睡、轉化利用效率不高、文化品牌和輻射能力不足；四是空間承載力發展不均衡、部分地區存在“有空間無產業、有園區無項目”的現象；五是粵東西北地區縣市創新要素供給明顯不足。這些都直接影響著廣東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廣東許多縣仍依賴傳統的農業經濟或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缺乏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的引領和支撐，使縣域經濟難以脫穎而出。”張建軍表示，縣域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和同質化問題同樣突出，不同縣域間的產業呈現出重復競爭，難以形成獨具特色的產業優勢。這種同質化競爭和產業能級不足的問題，削弱了縣域吸引投資、創造就業和提升經濟競爭力的能力，進而影響到新型城鎮化的推動。

“粵東西北多數縣域工業基礎薄弱，利潤率低，制造業空心化風險顯現。這種結構性失衡影響縣域穩定發展能力，也限制了產業延鏈補鏈的空間。”余德彪說，廣東縣域工業多集中在食品、建材、原材料等低附加值制造環節，缺乏龍頭企業與科技支撐，許多產業“有量無質”。這些都是廣東縣域第二產業占比低于其他經濟大省的重要原因。

激發內生動力重振縣域活力

調研發現，珠三角9市GDP占廣東全省超八成；粵東西北12市擁有廣東近七成面積、近五成人口，GDP占比卻不到兩成。導致“最富在廣東、最窮也在廣東”現象的原因，除了地理差異、城鄉二元結構等，還有體制和機制等方面共性原因。

“廣東省縣域經濟的發展步伐顯著加快，但總體發展水平和協調程度都不及江蘇、浙江、福建、山東等沿海發達省份。”廣東縣域經濟研究與發展促進會創會會長陳鴻宇認為，除了地理性、歷史性因素之外，管理幅度、管理效率、管理成本三者的不匹配，導致廣東縣域經濟發展相對遲緩。

陳鴻宇認為，全省上下要形成“擴權賦能強縣”的共識，修復和完善縣域經濟三層網絡，重振縣域活力。同時，要正確處理好縣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大關系，確立本縣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可行路徑，實現縣域產業的“彎道”轉型升級。

“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沒有萬能模板，只有因地制宜；沒有一蹴而就，只有久久為功。”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認為，廣東縣域最大的短板是“產業同質化、鏈條碎片化”，有的縣守著特色資源卻未能充分利用。推動縣域產業振興，必須跳出“全能競賽”思維，走“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宜游則游”的特色化道路，把“長板”拉得更長、“特色”做得更特。

“改革賦能要以放權活權加要素保障，激活縣域發展的原動力。”陳耀說，縣域經濟活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權責不匹配、要素不活躍，廣東是全國改革的排頭兵，更要通過制度創新放權賦能。

“廣東的縣域經濟布局要向粵港澳大灣區靠攏。”趙俊超說，“一是要重視大灣區產業擴散的效應�；洊|西北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相對便宜，在吸引珠三角的產業轉移方面，如果能夠在當地形成配套，且形成體系，又能鞏固大灣區，那么這個產業就有生機。二是要重視大灣區市場擴散效應。大灣區的人口超8000萬，是永不枯竭的消費力量。”

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認為，區域發展不協調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應不斷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激發粵東西北的內生動力，發展“內源型經濟”，徹底改變粵東西北“嗷嗷待哺”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