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僅有5%左右。”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出席“中國循環經濟與綠色發展論壇”時說。 “
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僅有5%左右。”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出席“中國循環經濟與綠色發展論壇”時說。
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李揚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長速度接近10%，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有過的偉大奇跡，也是我國國力持續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國際地位日益上升的根本保證。
“但是，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與高增長相伴的是高資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李揚說，這種發展模式造成了自然資源日益枯竭，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在社會生產力日益提高的同時，削弱了自然生產力。在人造資本不斷增長的同時，加劇了自然資本的損耗。
李揚說，20世紀80～90年代，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相當于GDP的8%。2005年以來這一數值雖然有明顯好轉，大幅降低到4%左右，但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仍僅有5%左右。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李揚認為，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在“穩速增效”中實現經濟綠色、循環、低碳轉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召開，我理解，今后我國經濟工作中‘快’字會越來越少地出現在各種會議和文件中，而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會被置于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李揚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據李揚介紹，中國社科院目前已有幾個研究小組正在就“穩速”進行測算。李揚說，“穩速”就是將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潛在增長率區間，并依據它的趨勢變化進行增速目標調整。
“宏觀經濟政策絕不刻意追求超越潛在增長率。”他說，而所謂“增效”，就是將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勞動生產率置于更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風險。穩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質量效益的提高來彌補速度下降的缺口，進一步強化財富的積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李揚認為，降低發展的生態環境代價則是“增效”的重要環節之一，這要求經濟的重心放在創造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上，放在對已有產能的綠色化與循環化技術改造升級上，放在發展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產業上。通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降低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損失，使國民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的循環高效安全的綠色發展軌道上，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實現真實的增長。
排污體系的“費改稅”
據記者了解，近期已有多家研究機構開展綠色GDP的研究。國家發改委所屬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兼研究部部長陳文玲日前對記者表示，傳統的以GDP為核心的衡量方式無法反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成本，更不能反映一個地區通過自然保護所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要促進經濟的綠色轉型，應建立一套綜合考慮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指標體系來測度區域發展。
測算結果顯示，我國高人均GDP地區單位面積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和固體廢物產生量分別是低人均GDP地區的約3.7倍、4.1倍和2.8倍。這說明單純的GDP增長是不夠的。
“經濟發達不等于發展持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煥介紹，該中心開展的綠色經濟指標體系從社會和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可持續和綠色轉型驅動三個維度來刻畫各地綠色經濟發展情況。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代價已接近1萬億元，并且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升高。
據環境規劃院測算，自2004年以來我國基于退化成本的環境污染代價從5118.2億元提高到9701.1億元。2009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合計13916.2億元，較上年增加9.2%，約占當年GDP的3.8%。
“做經濟工作，一定要牢記經濟學基本道理。”李揚說，不能一講發展就要求減稅、免稅、優惠。其實這都是增加成本，不講效益和質量的做法。
李揚認為，改變傳統經濟發展的做法，需要在價格形成機制、稅收體系、財政金融政策等領域進行全面創新，需要對環境管理手段、資源管理手段、產業布局與資源配置規制等進行創新，需要對產品準入標準、生產技術體系標準、廢棄物排放標準、經濟核算標準等進行一系列創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建議，改變現有排污費體系，逐漸將排污費體系引向環境稅（包括環境保護稅、污染排放稅、碳稅等）方向，建立有利于綠色發展的稅收體系，使“綠色稅收”成為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財稅制度保障。
”政府應將經濟發展中的環境污染成本納入考量范圍，對資源開采和污染物排放進行總量控制。”張煥說，金融機構應通過金融創新推動綠色發展，探索新型金融合作模式，降低綠色產業投資風險，比如將結構性融資應用到綠色產業項目中，通過縮短投資回報周期和降低風險來彌補資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