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風格是畫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藝術特色與創作個性。一個畫家要形成自己的風格，絕不是拍腦袋那樣輕而易舉的事，必須要師今人，師古人，更要師造化，兼效百家(張大千語)。一個畫家個人風格的形成，不僅與畫家本人的學養、氣質、人品有關，所謂“品格不高，落墨無法”是也;與畫家本人的生活閱歷、審美追求有關，所謂“畫家門戶終須立，不學元章與補之”是也;①還與畫家成長的地域與所屬的民族文化背景，更與畫家所處的社會時代有關，此乃石濤所謂“筆墨當隨時代”是也。回眸新中國寫意花鳥畫五大家，每個人基本上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個人風格，每個人的個人風格上又烙上了時代的印痕。
白石山翁有一方著名印章：“我自作我家畫”。就此印文而言，表明齊大師對個人風格的超自信。我們經過齊大師所言的“大匠之門”，新中國寫意花鳥畫五大家的個人風格又如何評析呢?先從北京的“學院派”郭怡琮先生看，郭先生個人風格主要的表現就是“重彩”，我們從其諸多作品里，看到郭先生“重彩”的神韻，他的五色是眩目的，是艷美的，是震撼觀者審美心靈的。郭先生個人風格的又一個主要表現是“寫意”，是對大自然百花百草之寫意，而非照相式的工筆，或者兼工代寫，但他不僅寫出了大自然百花之形，而且寫出了畫家個人對人與自然環境的環保式思考，特別是大自然的生命律動。比較而言，同為中央美院教授的張立辰先生更“重墨”，更“重筆”。他的個人風格表現在強烈的筆墨力度與筆墨意韻上，“筆韻出于墨，生動出于筆”，從墨之品相看，淋漓豪放，勁健華滋;從筆之走勢看，有筋有肉，多骨多氣。當然，他也是以傳統的大寫意為身份標記的。
我們走出北京，走進天津看春陽，走進杭州看水法，他們的個人風格又當別論了。先看津門春陽，他的花鳥畫最突出的個人風格就是“簡淡空靈”，他簡淡空靈藝術風格的形成亦如悟道的過程：“先感性，后理性，然后再回到感性;先松弛，后嚴謹，而后再歸于松弛;先單純，后復雜，然后再歸于單純”，顯然，“簡淡空靈”個人風格的形成是他多年讀國學、悟老莊、抱常守一的必然結果。霍春陽花鳥作品另一個人風格就是“虛靜超逸”，他的折枝式花鳥，是道家精神的墨現，是藝術境界的虛靜，更是氣韻的超逸。觀霍春陽先生畫，觀者看不到半點煙火氣和蔬筍氣，只有濃得化不開的文人氣，所以世人以為當代逸品也!
他畫寫性靈，表現神韻，逸趣充溢，格調高古。何水法先生研習宋徽宗瘦金體書法，以瘦金體書法入花鳥畫，故而花枝瘦勁，骨體蒼勁，骨多于肉，用時尚用語就是“骨感美人”。何水法先生多年不懈寫生，能工能寫，工者極工，寫者極放，意趣橫生，深得寫生三味。總之，筆墨華滋，厚實靈動，瀟灑天成!
然后我們回到北京，再議一下郭石夫先生吧。郭先生認為人對美的追求永遠沒有盡頭，中國畫審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天成，表現在他的花鳥作品中，就是大氣淋漓，如《氣吞云夢》(松石鷹圖)，棲松群鳥避，振翅入青云。如《聳目思凌霄》，有鯤鵬展翅千萬里之意境。再就是沉雄樸厚，古雅剛正，磅礴而不染獷悍之氣，灑脫而內聚堅貞之質，如《群芳華滋》，又如《一架春風動紫霄》，再如《春禽新聲》，可資證之。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新中國寫意花鳥五大家基本上走出了先賢先師的巨影，個人風格日趨顯露，日趨成熟了。
最后，我們當析新中國寫意花鳥五大家的時代風格了。五大家有年齡上的共性，他們都生在舊社會(1949年前)，學在新中國(1950后)，長在動亂年代(1966~1976年)，成在改革開放的年代(1978~2009年)，所以他們的時代風格極其明顯：開放，開朗;吐故，納新;進化，進步;與時代共命運，與社會共發展，高唱主旋律，高舉和諧旗。“用情筆墨之中，放懷筆墨之外”。20世紀80年代，霍春陽作《山花爛漫》，無疑是那個年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真實寫照。郭石夫先生作《和平萬歲》(紫藤與和平鴿)，無疑希望世界長久的和平，中國持續的發展。郭石夫為建國50周年作《富貴長春》(紅牡丹與墨松)，則寓意社會主義事業的紅火與人民生活的富足。《萬古長青》(墨松)則寓意社會主義事業的萬古長青。郭怡琮先生為香港回歸而作的紫荊花，為澳門回歸而作的蓮花，則用花鳥畫的形式記錄了新中國的歷史事件。歷史進入21世紀，何水法先生為釣魚臺國賓館作《總領群芳》，堪稱中國大國意識的覺醒，時代的華章。所以，新中國寫意花鳥畫五大家是入世的，而非隱世的;是樂觀的，而非悲情的;是主流的，而非邊緣的。盡管他們個人在動亂的年代受到過或多或少的不公平待遇，但他們一直是新中國的歌者.
勿庸諱言：新中國寫意花鳥畫成大家者，絕非本文論及的五人，與他們同齡同成就的大家還大有人在，例如生于1942年的姜寶林，生于1940年的江文湛，生于1939年的張桂銘，生于1937年的賈平西;又如李魁正、馮今松、方楚雄……但由于風格的難以歸類與篇幅的限制，只好有遺珠之憾了，只好專文另評另論了。但窺一斑而見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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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望------ 中國水墨畫 作者 陳玉明 (職業畫家 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