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商務部近期發布的數據，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這是我國在2012年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后的歷史新高。
隨著中國經濟基礎的累積，要素價格體系的重估，以往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發展方式面臨深刻變革。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新的工業化階段，需要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階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資源，特別是創新資源，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實現經濟升級是重要的戰略選擇。同時，隨著中國資產規模、國內儲蓄、結構調整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中國已經具備大規模海外投資的基礎條件：
一方面，“雙缺口”已經變成“雙剩余”。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比較典型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并存的“雙缺口”格局，吸引外資可以同時彌補這兩個缺口，而限制對外投資可以同時防止缺口擴大。中國的“雙缺口”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變，到目前已經完全變成了儲蓄過剩和外匯過剩的“雙過剩”的局面。在“雙缺口”基礎上形成的鼓勵吸引外資和限制對外投資的邏輯均已經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大規模對外投資的歷史階段。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至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IMF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100美元，正處于資本大規模輸出的歷史發展階段。
然而，從當前的形勢看，我國海外投資的質量還比較低，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需求是為了購買發展所需的資源、能源。的確，作為開放型的經濟貿易大國，對能源和資源的高進口依賴性，應使得中國對大量進口的能源和資源國際市場價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權和話語權。但實際上，由于國際戰略性能源和資源的生產供應，大部分由少數大型壟斷跨國公司控制，以及戰略性能源和資源的“賣方市場”特征，中國在這些重要能源和資源的進口數量及價格制定上，往往處于被動局面。
事實上，比獲取資源能源更為迫切的是通過對外投資促進中國產業創新和經濟結構升級。從產業技術創新規律看，由于高科技產品研發投入大，并且產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形勢下，要分攤研發成本，必須走大量出口的路線，提高產品銷量，依靠規模化的海外市場獲得與研發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潤。
中國對外投資的戰略走向更應著眼于整合全球資源，特別是發達國家優勢資源，比如研發能力、技術存量、人力資本等，其目的是為了參與全球競爭，通過全球市場分攤研發成本，進而以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與此同時，中國海外投資也須與國內新一輪吸引外資直接對接，推動全球價值鏈的轉移和中國經濟整體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