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如何處理與契丹人關系，對金政權的穩定有很大的關系。反遼初期，為了團結各種力量對付遼統治者，阿骨打與1116年初詔諭下屬，對契丹等族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
這種較寬松的政策，大體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謀叛時為止。此后，金廷對契丹的政策每況愈下，特別是在1161年撒八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后，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視和壓迫日趨加劇。女真貴族對契丹人的壓迫，除了強施以兵役，讓他們在戰場上為其賣命以外，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上予以掠奪。金滅遼后，女真貴族為了軍事需要，承襲遼朝群牧制度，設立官牧場，以契丹等族人為其放牧。從金天德年間設置的五群牧所名稱“皆仍遼舊”看，金官置牧場的牧戶大多應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監督下，放牧馬駝牛羊。金統治者“立蕃息衰耗之刑賞”，經常派人查閱實牲畜數量，達不到規定要求的“令牧人償之”。所牧牲畜，馬長到三歲即轉交給女真人，牛要借給民耕種；遇到有大戰爭，則征括殆盡。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進馬駝鷹鶻之機，“輒率斂部內”。至于被編入猛安謀克的契丹人，淪為奴隸的，則無償地為女真奴隸主從事農業等勞動
二是分散遷徒，強行同化。還在女真貴族對契丹人實行較寬容政策時，即以分散遷徙的辦法來防止其謀變。曾詔告讓契丹人“從宜居處”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歸附后，一直將余睹的家屬“監護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終不給。對跟隨余睹來附的部民，亦“恐在邊生變”，下詔將其徒之“內地”。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諸部族”與天祚帝“陰相結誘”，命其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將契丹人“護送”至嶺東（今張廣才嶺東）居住。金世宗時，強迫遷徙則是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識，達到將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金世宗明確地說過，分散遷徙契丹人是“伸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金廷于1163年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契丹人分隸于女真猛安謀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討司，將未參與窩斡叛亂的契丹人，徙于烏古里石壘部地（今綽爾河及雅魯河流域）。在成吉思汗起兵反金后，金廷害怕契丹人有異質，實行了高壓政策，“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此政策實行后，契丹人處處受監視，頗感不能自安，反抗的情緒更加涌動。
契丹族規模最大的反抗行動，莫過于金朝猛按耶律留哥發動和領導的起義了。1211年，身為金朝猛安耶律留哥從邊境趕至隆安（今吉林省農安），帶領部分契丹邊卒，招集當地聚居的契丹人，發動了反抗金朝的斗爭。
耶律留哥帶領起義軍轉戰隆州、韓州（今吉林省梨樹偏臉城）之間，攻城下邑，克府開倉，奪取武器，分發糧財，多次打敗金軍的追剿，數月之間發展到十數萬人，列營百余里，威震遼東大地。
1212年，耶律留哥帶領義軍投蒙。因起義軍內部有不同意見，留哥偷偷與兒子離開起義隊伍，帶著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朝見成吉思汗。此時的起義軍并未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發生了幾次火拼，頻繁地更換領導人，于1219年以失敗告終。這場起義前后進行了8年時間，改變了金蒙雙方在東北地區力量的對比，為蒙古統一東北創造了條件，也為后來東夏國政權的存在和發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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