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前印度佛手延伸到古代中國
據專家考證：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西域傳播之后，又由古代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當時由貴霜王國通往西域到敦煌有兩條路線（亦稱官道）一條是：越過蔥嶺，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行進，經過莎車、于闐（今和田）、尼雅（民豐）、且末、鄯善（若羌）和樓蘭，然后過玉門關到敦煌；另一條是：越過蔥嶺，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關進，經過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蘇）、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達敦煌。還有一條小道，由克什米爾入紅其拉甫山口，經子合、皮山到于闐。這3條路線均勾通了塔里木與中亞和印度的聯系，把東方與西方連結起來。隨著佛教思想的傳入，貴霜王國的佛教藝術也進入了西域地區，在塔克拉瑪干南北兩條路線上都發現過早期佛教藝術遺存。
佛教傳入中國中原地區的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后，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但是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并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四川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歷紀元前后，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承漢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并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于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并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佛教初來漢地，開始只是在上層社會的王室皇族、貴族地主中有些影響。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來華的僧侶和商人們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許漢人出家為僧。至終漢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一
股強大的社會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佛教在東晉十六國的普及與發展中，成為爭取各民族共同支持的一種信仰，從而增進了南北各族人民的了解與溝通，這在當時分裂的時局下，對于模糊胡漢各族的民族界限，維系一種共同的心理認同是十分有意義的。同時，佛教對在一定限度內阻止殺伐和穩定社會起到了作用。石勒、石虎在歷史上以暴虐殘忍著稱，面對這樣的暴君，佛圖澄力勸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嚇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佑”。《僧傳》說石勒聽了佛圖澄的勸諫之后，“凡應被誅余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道安（公元312—385年）受東晉之邀至襄陽，一居就是15年，時襄陽為東晉抗胡的前沿陣地，道安久居此地，實有安撫軍士，穩定民心的用意。公元378年，苻堅圍攻襄陽，道安分散徒眾，自己卻與守將朱序共守城池，次年2月，城破被俘。苻堅視道安為“神器”，安置他在長安五重寺，予以優渥，道安成為北方學界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道安仍然勸說苻堅不要過江攻晉，雖未成功，卻表達了他對漢民族正統的東晉政權的熱愛。
魏晉天下多故，士大夫崇尚玄學，鼓吹“以無為本”，“以寡治眾”。然而，玄學多務清談，不涉世務，雖風靡一時，卻始終在名士豪族之中轉圈子，未能深入和影響到社會下層，所以，到東晉以后，玄學思潮就告終結了。但是，玄學本身的精致思辨與魏晉名士善結佛師和崇尚玄談之風給佛教般若學的駐足和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玄學關心的是名教與自然，佛教關心的是世間與出世間，這兩大問題都能夠歸結到本末、有無這一對總范疇之下。佛教是出世的哲學，但它這時卻是以出世的姿態關心著世間，試圖協助王化，盡力治道，因此，玄佛兩家的“所以跡”是一致的。道安把般若的“空”理解為本體、無，否認現象的真實性，只承認本體的空寂；道安的弟子慧遠（公元334—416年）繼承師說，以本無為法性，也就是以般若性空為實體。師生二人的觀點與王弼的“以無為本”的說法基本一致，被稱為“本無宗”。當時對般若學理解和闡發的不同派別，統稱為“六家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釋雖各有差異，但總的來說，都是對玄學化的《般若經》中的所謂的“空”的意義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現，標志著佛教經論的解釋權轉移到中國知識僧侶手中，佛教在漢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論上的入口與依據，遂成為中國上層建筑的一部份。
綜上所述，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兩漢之際輸入我國中原，先是依附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道術，后與魏晉玄學合流，開始了中國化的歷程，并由此走向了南北朝時的獨立發展道路和隋唐時的鼎盛時期。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后，即下詔在五岳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并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并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愿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云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后，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文藝形式。在建筑、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凈）不辭艱辛到印度游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筑4萬余所，沒收寺產，并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臺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凈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后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云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后，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神祐（1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云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凈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臺、華嚴）禪一致”、“凈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于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時期，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凈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凈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后禪教僧人又多歸宿凈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門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歷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并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2.佛國眾多的東南亞
東南亞佛教是以南傳上座部為主的佛教。主要傳播于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區。據有關史料記述，公歷紀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東南亞流行。《太平御覽》引萬震著《南州異物志》稱：“林陽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經注》引竺枝著《扶南記》中也有“扶南舉國事佛”的記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稱。2—6世紀，東南亞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傳入更早的婆羅門教，經與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階段之后，雖為佛教所取代，但對佛教的影響仍然存在。婆羅浮屠、吳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廟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儀式，都帶有一定的婆羅門教色彩。10世紀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國家封建領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強了同錫蘭（今斯里蘭卡）的聯系，互派僧侶留學，根據巴利語音序創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寫定音譯巴利三藏典籍，確定了摩訶尼迦耶和達磨育特兩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為國教，在大眾中產生了深刻影響。18世紀到現代，泰文、緬文、高棉文、老撾文的巴利三藏音譯編纂工作逐漸完備，并進一步將部分經卷譯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廣泛地流傳。
老撾:1世紀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區。14世紀中葉，由柬埔寨傳入上座部佛教，被尊為國教，并確立了達磨育特和摩訶尼迦耶兩派僧王制度。16—17世紀，曾一度成為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許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創立巴利語佛教學校和實行僧侶考試制度。19世紀末淪為法國殖民地后，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寺塔被毀，經像被劫，僧侶慘遭殺戮。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佛教又出現復興的氣象，成立全國統一的佛教組織機構，整理出現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復以寺院為主的巴利語教學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靈崇拜外，在公歷紀元前后，即深受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影響。5—6世紀時，大小乘佛教開始傳入。由于同中國和印度的貿易往來頻繁，大乘佛教得到較大的發展。其間高僧迭出。碩學沙門到中國傳教、譯經者不乏其人，如6世紀上半葉，即有僧伽婆羅和曼陀羅仙等人。9世紀后，已成為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不衰，9世紀末創建、12世紀完成的吳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吳哥窟大伽藍，即為兩教混合在寺廟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響，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趨于衰微。14世紀中葉之后，泰國的上座部佛教傳入柬埔寨，逐漸推行兩派僧王制度，并定為國教。國王為佛教的當然護持。20世紀初葉，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中，雖然許多佛寺受到破壞，但佛教仍有一定的發展。很多僧侶參加反殖民主義的斗爭，創辦了巴利語學校、西哈努克大學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語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譯文的部分上座部經論。
泰國:古稱暹羅。從那坤巴通發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遺址判斷，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傳入。以后，婆羅門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傳入南暹羅及其沿海鄰國。11世紀，緬甸的阿努羅陀王朝崛起，其勢力擴展到暹羅北部和中部的許多地區，阿努羅陀王篤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發展傳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羅，特別是北部地區流行。13世紀中葉，泰族在速可臺建立了獨立的部族國家，勢力逐步向南擴張，將南暹羅地區納入其統治范圍，并接受流行于這個地區的大乘佛教。同時，帶有婆羅門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儀式，也逐步為泰國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錫蘭曾于12世紀時舉行佛教第七次結集，整頓僧團組織，嚴肅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錫蘭臻于隆盛。當時北暹羅地區的一些部族國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學習，并傳入具足戒儀式。速可臺王朝建國初期，錫蘭教派勢力，已擴展到南暹羅地區，并在那坤室利塔瑪羅陀建立錫蘭派傳教中心。速可臺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馬康亨，曾迎奉錫蘭僧團到都城弘揚教義，使錫蘭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卻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護持下，逐漸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幾成全民信仰，滲透到日常生活習俗之中。速可臺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為僧，開創了泰國國王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出家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請錫蘭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統一了本國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為緬甸攻陷時，王宮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經像文物，均毀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國王鄭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獻，匯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鄭昭被弒身死，此項工作遂告停頓。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瑪一世繼承鄭昭未竟的事業，于1788年召集230名碩學比丘和30名皇家學者，對已收集的三藏典籍進行整理編定，此即泰國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結集，編寫的三藏名為“結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計288篋。在拉瑪四世統治時（1851—1868），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內出現了一個要求嚴格遵守戒律的派別，稱為“正法派”，而把傳統的佛教稱為“大眾派”，這兩派在教理上沒有重大差別，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寬嚴。現泰國佛教主要是這兩派。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時（1868—1910），提出將全部三藏付印的計劃。付印前，不僅對泰文本作了詳盡的校訂，還和高棉文、僧伽羅文及孟加拉文進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這次編印的泰文藏經，尚遺小部經8種未曾編入。1925年拉瑪七世繼位時，遵照其兄拉瑪六世遺囑，重編泰文三藏，收錄所缺的小部各經，編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現泰國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緬甸:佛教傳入較早。根據《島史》記載，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紀曾派須那與憂多羅兩位長老到金地傳教，有人認為金地即今之下緬甸塔通地區，但此說不能認為確鑿的史實。公歷紀元前后，從東南印度到緬甸有航路可通，錫蘭與緬甸的交通通過東南印度為中心而發展起來，因此錫蘭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過海道傳入的。據驃族（緬甸族一支）古都卑謬發現的碑文記載，5世紀時，錫蘭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紀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傳入緬甸的蒲甘地區。11世紀中葉，蒲甘王朝阿努陀羅王統一緬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尊阿羅漢長老為國師；1058年始創緬文字母，音譯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緬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礎。此后緬甸王朝雖幾經變遷，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紀末，蒲甘王朝崩潰，緬甸出現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廟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歷代國王都將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設回廊，形成現代所見的形態。18世紀中葉，緬甸南北朝為雍籍牙王朝所統一，佛教十分繁榮。這個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費時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磚塔和一口大鐘。12—19世紀末，僧伽羅僧伽派和末羅姆摩僧伽派逐漸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門派等。1871年，明頓王曾召集各派長老2400人于曼德里舉行第五次結集，重編緬文巴利三藏，后將全部經典刻在729塊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緬甸僧侶建立了佛教組織，參與反英殖民主義的斗爭。緬甸獨立后，曾于1956年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時，邀請各國佛教界代表，舉行了有2500人參加的第六次結集，校勘上座部緬文巴利三藏，印行結集版藏經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為國教，繼又取消國教的地位，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緬甸佛教徒約占總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亞:在公歷紀元前后，印度尼西亞是海上交通的要沖，居民都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羅門教。5世紀初，法顯去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及爪哇）時，據他著的《佛國記》所載，當地盛行婆羅門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華，路經阇婆時，已見佛教甚為流行。據中國史籍《宋書》、《南史》和《梁書》的記載，5世紀中葉至6世紀上半葉，蘇門答臘、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廣信佛法，崇仰三寶。7世紀末，在蘇門答臘地區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國。中國高僧義凈往返印度時都在此落腳，據其所述該地大小乘并舉；但從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觀世音菩薩和多羅菩薩信仰也很普遍。8世紀初，到中國的印度高僧金剛智，曾在室利佛逝滯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剛智為師。可見8世紀前后大乘佛教特別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紀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馬來半島發展，當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馬來半島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間亦多信奉者。
5世紀以后佛教在爪哇廣為流傳。8—9世紀，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蓮特拉王朝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與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馳名的婆羅浮屠大寺，高達十層，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莊嚴雄傳，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觀。
10世紀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編集了著名的佛教教義書《圣大乘論》。13世紀庚•安祿在東爪哇創建的新訶沙里王朝和14世紀韋阇耶建立的滿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濕婆派的混合物。他們把佛陀和濕婆看作一體，在崇拜的對象中夾雜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爪哇后，佛教和濕婆派的信仰逐漸衰落，以致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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