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前印度佛手延伸到古代中國
據(jù)專家考證：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西域傳播之后，又由古代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qū)。當時由貴霜王國通往西域到敦煌有兩條路線（亦稱官道）一條是：越過蔥嶺，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行進，經(jīng)過莎車、于闐（今和田）、尼雅（民豐）、且末、鄯善（若羌）和樓蘭，然后過玉門關到敦煌；另一條是：越過蔥嶺，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關進，經(jīng)過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蘇）、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達敦煌。還有一條小道，由克什米爾入紅其拉甫山口，經(jīng)子合、皮山到于闐。這3條路線均勾通了塔里木與中亞和印度的聯(lián)系，把東方與西方連結(jié)起來。隨著佛教思想的傳入，貴霜王國的佛教藝術也進入了西域地區(qū)，在塔克拉瑪干南北兩條路線上都發(fā)現(xiàn)過早期佛教藝術遺存。
佛教傳入中國中原地區(qū)的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jù)《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jié)集后，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但是傳入中國漢族地區(qū)的佛教，經(jīng)過長期的經(jīng)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并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四川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lián)系。近年考古發(fā)現(xiàn)，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jīng)典的傳入，據(jù)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jīng)（佛典），但究為何經(jīng)，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jīng)》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fā)生戰(zhàn)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歷紀元前后，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qū)。傳播的地區(qū)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承漢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jīng)；支謙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yè)（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并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于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jīng)》和《無量壽經(jīng)》等4部。吳國譯經(jīng)，始于武昌，盛于建業(yè)。支謙專以譯經(jīng)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jīng)律，共88部，118卷，現(xiàn)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jīng)》9卷等。當時譯經(jīng)，大小乘并舉。小乘經(jīng)典強調(diào)禪法，注重守神養(yǎng)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jīng)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fā)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規(guī)模，但今存極少。佛教初來漢地，開始只是在上層社會的王室皇族、貴族地主中有些影響。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來華的僧侶和商人們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許漢人出家為僧。至終漢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一
股強大的社會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jīng)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fā)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jīng)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jīng)。
佛教在東晉十六國的普及與發(fā)展中，成為爭取各民族共同支持的一種信仰，從而增進了南北各族人民的了解與溝通，這在當時分裂的時局下，對于模糊胡漢各族的民族界限，維系一種共同的心理認同是十分有意義的。同時，佛教對在一定限度內(nèi)阻止殺伐和穩(wěn)定社會起到了作用。石勒、石虎在歷史上以暴虐殘忍著稱，面對這樣的暴君，佛圖澄力勸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嚇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佑”。《僧傳》說石勒聽了佛圖澄的勸諫之后，“凡應被誅余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道安（公元312—385年）受東晉之邀至襄陽，一居就是15年，時襄陽為東晉抗胡的前沿陣地，道安久居此地，實有安撫軍士，穩(wěn)定民心的用意。公元378年，苻堅圍攻襄陽，道安分散徒眾，自己卻與守將朱序共守城池，次年2月，城破被俘。苻堅視道安為“神器”，安置他在長安五重寺，予以優(yōu)渥，道安成為北方學界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道安仍然勸說苻堅不要過江攻晉，雖未成功，卻表達了他對漢民族正統(tǒng)的東晉政權的熱愛。
魏晉天下多故，士大夫崇尚玄學，鼓吹“以無為本”，“以寡治眾”。然而，玄學多務清談，不涉世務，雖風靡一時，卻始終在名士豪族之中轉(zhuǎn)圈子，未能深入和影響到社會下層，所以，到東晉以后，玄學思潮就告終結(jié)了。但是，玄學本身的精致思辨與魏晉名士善結(jié)佛師和崇尚玄談之風給佛教般若學的駐足和發(fā)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玄學關心的是名教與自然，佛教關心的是世間與出世間，這兩大問題都能夠歸結(jié)到本末、有無這一對總范疇之下。佛教是出世的哲學，但它這時卻是以出世的姿態(tài)關心著世間，試圖協(xié)助王化，盡力治道，因此，玄佛兩家的“所以跡”是一致的。道安把般若的“空”理解為本體、無，否認現(xiàn)象的真實性，只承認本體的空寂；道安的弟子慧遠（公元334—416年）繼承師說，以本無為法性，也就是以般若性空為實體。師生二人的觀點與王弼的“以無為本”的說法基本一致，被稱為“本無宗”。當時對般若學理解和闡發(fā)的不同派別，統(tǒng)稱為“六家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釋雖各有差異，但總的來說，都是對玄學化的《般若經(jīng)》中的所謂的“空”的意義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現(xiàn)，標志著佛教經(jīng)論的解釋權轉(zhuǎn)移到中國知識僧侶手中，佛教在漢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論上的入口與依據(jù)，遂成為中國上層建筑的一部份。
綜上所述，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兩漢之際輸入我國中原，先是依附于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道術，后與魏晉玄學合流，開始了中國化的歷程，并由此走向了南北朝時的獨立發(fā)展道路和隋唐時的鼎盛時期。
佛教經(jīng)魏晉南北朝的發(fā)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jīng)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chuàng)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chuàng)造了條件。隋文帝統(tǒng)一南北朝后，即下詔在五岳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zhí)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jīng)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jù)點，并繼續(xù)發(fā)展前代的譯經(jīng)事業(yè)，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jīng)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jīng)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jù)、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并在大慈恩寺設譯經(jīng)院，延請國內(nèi)外名僧進行譯經(jīng)、宣化事業(yè)，培養(yǎng)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愿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云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后，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fā)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chuàng)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文藝形式。在建筑、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jīng)事業(yè)，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凈）不辭艱辛到印度游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yè)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jīng)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chǎn)，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jù)《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筑4萬余所，沒收寺產(chǎn)，并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fā)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chuàng)立的天臺宗；吉藏創(chuàng)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chuàng)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chuàng)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chuàng)，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凈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chuàng)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后又陸續(xù)出現(xiàn)“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云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chuàng)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chuàng)立后，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jīng)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jīng)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jīng)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神祐（1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jīng)規(guī)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云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凈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臺、華嚴）禪一致”、“凈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jié)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fā)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于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時期，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發(fā)展，除禪、凈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jīng)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凈土宗強調(diào)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后禪教僧人又多歸宿凈土，故能綿延相續(xù)，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jīng)門的內(nèi)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chuàng)三教調(diào)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也發(fā)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代的統(tǒng)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xù)流傳、發(fā)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jiān)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guī)》，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jīng)。
明萬歷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fā)展了對內(nèi)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jīng)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xiàn)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制《揀魔辨異錄》、《御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并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fā)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chuàng)辦刻經(jīng)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chǎn)生了新的氣象。
2.佛國眾多的東南亞
東南亞佛教是以南傳上座部為主的佛教。主要傳播于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區(qū)。據(jù)有關史料記述，公歷紀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東南亞流行。《太平御覽》引萬震著《南州異物志》稱：“林陽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經(jīng)注》引竺枝著《扶南記》中也有“扶南舉國事佛”的記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稱。2—6世紀，東南亞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傳入更早的婆羅門教，經(jīng)與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階段之后，雖為佛教所取代，但對佛教的影響仍然存在。婆羅浮屠、吳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廟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儀式，都帶有一定的婆羅門教色彩。10世紀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國家封建領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強了同錫蘭（今斯里蘭卡）的聯(lián)系，互派僧侶留學，根據(jù)巴利語音序創(chuàng)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寫定音譯巴利三藏典籍，確定了摩訶尼迦耶和達磨育特兩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為國教，在大眾中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18世紀到現(xiàn)代，泰文、緬文、高棉文、老撾文的巴利三藏音譯編纂工作逐漸完備，并進一步將部分經(jīng)卷譯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廣泛地流傳。
老撾:1世紀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區(qū)。14世紀中葉，由柬埔寨傳入上座部佛教，被尊為國教，并確立了達磨育特和摩訶尼迦耶兩派僧王制度。16—17世紀，曾一度成為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許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創(chuàng)立巴利語佛教學校和實行僧侶考試制度。19世紀末淪為法國殖民地后，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寺塔被毀，經(jīng)像被劫，僧侶慘遭殺戮。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佛教又出現(xiàn)復興的氣象，成立全國統(tǒng)一的佛教組織機構(gòu)，整理出現(xiàn)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復以寺院為主的巴利語教學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靈崇拜外，在公歷紀元前后，即深受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影響。5—6世紀時，大小乘佛教開始傳入。由于同中國和印度的貿(mào)易往來頻繁，大乘佛教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其間高僧迭出。碩學沙門到中國傳教、譯經(jīng)者不乏其人，如6世紀上半葉，即有僧伽婆羅和曼陀羅仙等人。9世紀后，已成為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不衰，9世紀末創(chuàng)建、12世紀完成的吳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吳哥窟大伽藍，即為兩教混合在寺廟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響，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趨于衰微。14世紀中葉之后，泰國的上座部佛教傳入柬埔寨，逐漸推行兩派僧王制度，并定為國教。國王為佛教的當然護持。20世紀初葉，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中，雖然許多佛寺受到破壞，但佛教仍有一定的發(fā)展。很多僧侶參加反殖民主義的斗爭，創(chuàng)辦了巴利語學校、西哈努克大學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語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譯文的部分上座部經(jīng)論。
泰國:古稱暹羅。從那坤巴通發(fā)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遺址判斷，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傳入。以后，婆羅門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傳入南暹羅及其沿海鄰國。11世紀，緬甸的阿努羅陀王朝崛起，其勢力擴展到暹羅北部和中部的許多地區(qū)，阿努羅陀王篤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發(fā)展傳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羅，特別是北部地區(qū)流行。13世紀中葉，泰族在速可臺建立了獨立的部族國家，勢力逐步向南擴張，將南暹羅地區(qū)納入其統(tǒng)治范圍，并接受流行于這個地區(qū)的大乘佛教。同時，帶有婆羅門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儀式，也逐步為泰國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錫蘭曾于12世紀時舉行佛教第七次結(jié)集，整頓僧團組織，嚴肅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錫蘭臻于隆盛。當時北暹羅地區(qū)的一些部族國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學習，并傳入具足戒儀式。速可臺王朝建國初期，錫蘭教派勢力，已擴展到南暹羅地區(qū)，并在那坤室利塔瑪羅陀建立錫蘭派傳教中心。速可臺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馬康亨，曾迎奉錫蘭僧團到都城弘揚教義，使錫蘭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卻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護持下，逐漸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幾成全民信仰，滲透到日常生活習俗之中。速可臺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為僧，開創(chuàng)了泰國國王必須在一定時期內(nèi)出家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請錫蘭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統(tǒng)一了本國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為緬甸攻陷時，王宮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經(jīng)像文物，均毀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國王鄭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獻，匯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鄭昭被弒身死，此項工作遂告停頓。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瑪一世繼承鄭昭未竟的事業(yè)，于1788年召集230名碩學比丘和30名皇家學者，對已收集的三藏典籍進行整理編定，此即泰國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結(jié)集，編寫的三藏名為“結(jié)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計288篋。在拉瑪四世統(tǒng)治時（1851—1868），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內(nèi)出現(xiàn)了一個要求嚴格遵守戒律的派別，稱為“正法派”，而把傳統(tǒng)的佛教稱為“大眾派”，這兩派在教理上沒有重大差別，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寬嚴。現(xiàn)泰國佛教主要是這兩派。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時（1868—1910），提出將全部三藏付印的計劃。付印前，不僅對泰文本作了詳盡的校訂，還和高棉文、僧伽羅文及孟加拉文進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這次編印的泰文藏經(jīng)，尚遺小部經(jīng)8種未曾編入。1925年拉瑪七世繼位時，遵照其兄拉瑪六世遺囑，重編泰文三藏，收錄所缺的小部各經(jīng)，編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現(xiàn)泰國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緬甸:佛教傳入較早。根據(jù)《島史》記載，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紀曾派須那與憂多羅兩位長老到金地傳教，有人認為金地即今之下緬甸塔通地區(qū)，但此說不能認為確鑿的史實。公歷紀元前后，從東南印度到緬甸有航路可通，錫蘭與緬甸的交通通過東南印度為中心而發(fā)展起來，因此錫蘭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過海道傳入的。據(jù)驃族（緬甸族一支）古都卑謬發(fā)現(xiàn)的碑文記載，5世紀時，錫蘭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紀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傳入緬甸的蒲甘地區(qū)。11世紀中葉，蒲甘王朝阿努陀羅王統(tǒng)一緬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尊阿羅漢長老為國師；1058年始創(chuàng)緬文字母，音譯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緬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礎。此后緬甸王朝雖幾經(jīng)變遷，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紀末，蒲甘王朝崩潰，緬甸出現(xiàn)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廟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歷代國王都將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設回廊，形成現(xiàn)代所見的形態(tài)。18世紀中葉，緬甸南北朝為雍籍牙王朝所統(tǒng)一，佛教十分繁榮。這個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費時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磚塔和一口大鐘。12—19世紀末，僧伽羅僧伽派和末羅姆摩僧伽派逐漸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門派等。1871年，明頓王曾召集各派長老2400人于曼德里舉行第五次結(jié)集，重編緬文巴利三藏，后將全部經(jīng)典刻在729塊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發(fā)展，緬甸僧侶建立了佛教組織，參與反英殖民主義的斗爭。緬甸獨立后，曾于1956年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時，邀請各國佛教界代表，舉行了有2500人參加的第六次結(jié)集，校勘上座部緬文巴利三藏，印行結(jié)集版藏經(jīng)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為國教，繼又取消國教的地位，執(zhí)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緬甸佛教徒約占總?cè)丝诘?/span>80%以上。
印度尼西亞:在公歷紀元前后，印度尼西亞是海上交通的要沖，居民都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羅門教。5世紀初，法顯去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及爪哇）時，據(jù)他著的《佛國記》所載，當?shù)厥⑿衅帕_門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華，路經(jīng)阇婆時，已見佛教甚為流行。據(jù)中國史籍《宋書》、《南史》和《梁書》的記載，5世紀中葉至6世紀上半葉，蘇門答臘、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廣信佛法，崇仰三寶。7世紀末，在蘇門答臘地區(qū)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國。中國高僧義凈往返印度時都在此落腳，據(jù)其所述該地大小乘并舉；但從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觀世音菩薩和多羅菩薩信仰也很普遍。8世紀初，到中國的印度高僧金剛智，曾在室利佛逝滯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剛智為師。可見8世紀前后大乘佛教特別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紀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馬來半島發(fā)展，當?shù)赝跏叶夹欧蠲芙蹋隈R來半島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間亦多信奉者。
5世紀以后佛教在爪哇廣為流傳。8—9世紀，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蓮特拉王朝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與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馳名的婆羅浮屠大寺，高達十層，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莊嚴雄傳，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觀。
10世紀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編集了著名的佛教教義書《圣大乘論》。13世紀庚•安祿在東爪哇創(chuàng)建的新訶沙里王朝和14世紀韋阇耶建立的滿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濕婆派的混合物。他們把佛陀和濕婆看作一體，在崇拜的對象中夾雜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爪哇后，佛教和濕婆派的信仰逐漸衰落，以致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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