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人口由1978年的1.72億增加到了2011年底的近7億，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增長1個百分點。
城鎮化為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弊端也隨之出現。大量的生產要素和資本向城市集中，在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城鄉差距越拉越大。至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3.33∶1，之后差距雖有所收斂，至2011年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3.13∶1。
從動力機制和空間模式兩個視角探究過去30年傳統城鎮化進程，我國城鎮化“推進模式”分為七種類型：建立開發區、建設新區和新城、城市擴展、舊城改造、建設中央商務區、鄉鎮產業化和村莊產業化。上述城鎮化“推進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導、大范圍規劃、整體推動、土地的國家或集體所有、空間上有明顯的跳躍性、民間社會尚不具備自發推進城鎮化的條件等。
這種推進模式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性及靈活性，但與此同時，政府獲得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并以此撬動大規模的投資活動，激發了強制拆遷等一系列社會矛盾。
因此，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已經不再適合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提出是我國經濟結構矛盾加劇，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的必然邏輯結果。新型城鎮化，顧名思義，是“深度”城鎮化而非“廣度”城鎮化，是“質量”城鎮化而非“規模”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不再是行政權力主導下的大范圍布點和圈地運動，而理應是一條既遵循市場發展規律，又能夠很好地汲取歷史教訓，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以城鎮化進程中的融資模式為例。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傳統的融資模式與經濟轉型要求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主要體現在：我國城鎮化融資缺口較大，財政稅收難以滿足，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地方投融資平臺不規范且債務風險較大。新時期我國城鎮化融資亟待打破商業銀行、地方政府與監管層三者的復雜博弈怪圈，在做好稅收、土地和投融資平臺等傳統模式的同時，穩妥擴大地方債，加快構建公私合營等新模式，做到融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模式多樣化。
其中最重要一點：給足農民招商權和農宅共同參與市場競爭的抵押權和交易權。唯有這樣放開市場化公平競爭，才能夠促進更多社會資源從已有擁擠不堪的城市里流到近郊和遠郊的廣大新型小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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