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東印度公司和散商分別向中國輸入了82150擔與101161擔棉花，到了19世紀初，棉花占英國輸華總值的四分之一，僅次于當時鴉片的貿易。但無論如何，直到鴉片被發現以前，并無任何可行的辦法來扭轉英方的貿易逆差。廣州對印度棉花的需求經常受到中國南京及其周邊地區棉花供應的限制，印度棉花在中國的售價和利潤都取決于中國棉花收獲的情況，所以印度原棉棉價在中國市場上往往波動很大，“有一個貿易季度，它的波動幅度大到近1/3”。而且中國本身就是產棉大國，印度棉花在中國貿易量的增長有限。英國認識到棉花不可能長久作為印度輸往中國進行貿易的大宗貨物。東印度公司發現的另一種輸華商品——鴉片，對于公司的貿易乃至于以后遠東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鴉片的貿易為英國解決了三角貿易中各個環節所遇到的問題。首先它徹底解決了中英貿易中因茶葉貿易所造成的巨額逆差。
根據馬士的統計，1818年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648500元，中國出口的茶葉價值為5483600元。以后的每年兩者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的縮小，1826年鴉片值首次超過了茶葉值，達到了7480850元，到了1833年鴉片進口值增長到12185100元，而茶葉出口值才只有7775510元。鴉片的巨大利潤已經大大超過了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資金需求，徹底改變了貿易逆差的局面。其次，它使英屬印度的經濟越來越依靠鴉片貿易，而鴉片的生產與貿易又控制在英國人手中，這就加深了印度經濟的殖民化；再次，它擴大了英國商品的印度市場，“在印度的不列顛當局的收入當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來自向中國人出售鴉片，而印度對不列顛工業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決于印度的鴉片生產。”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印貿易在英、中、印三角貿易中的重要性，它已經成為這個三角貿易的“整個結構的基石”。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中、英、印三地的商品與貴金屬之間便有了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中國商品（以茶絲為主）供應英國，英國的商品與勞務（以紡織品與航運業為主）打入印度，印度產品（以鴉片為主）運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國的白銀流入了英屬印度，印度的財富流入了英國，而英國則利用這些財富的一部分來支付中國茶葉的進口。而這種三角貿易關系，是以英國的貿易順差為目的，以印度的殖民化為前提，通過把中國人民貢獻于近代資本主義的祭壇之上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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