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經濟學家樊剛的文章，標題是“文明批判”的批判。文章的開頭一段寫道：《光明日報》所載鄭也夫的《轎車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辨的欲望，引得我也想來討論一下“轎車文明”這個東西，以及在轎車這一現象背后更重要的與人類發展相關的種種問題。
文章從經濟學角度談了文明的魅力、發展的極限、人性的悖論、落后的悲哀等6個方面談轎車文明。并對鄭也夫的文章逐條辨析，筆鋒銳利，這也是鄭樊兩人的首次“論戰。”
提起當年的“論戰”鄭也夫說：“其實，我的觀點到現在也沒有改變，如果有人站出來和我辯論，我一定應戰。”
以下是鄭也夫和樊剛首次論戰的精彩論點：
鄭也夫：1907年，紐約的馬車每小時走6公里，今天紐約的汽車仍是這個速度。人們質問，為什么要發明內燃機，為什么要搞這么多年？
樊剛：紐約市在1907年馬車時速6公里，現在汽車也6公里，即便這是真的，首先也是因為現在紐約的人口更多了，而不是車多了。
鄭也夫：追求轎車的人們是為了賺利，為了虛榮，還是為了社會生活？
樊剛：總之，轎車或“私車”的確是一種文明，給人以特殊的享受。你不能制止人們追求一種文明。
鄭也夫：我們能夠承受美國汽車文明的燃料負擔嗎？即使21世紀的中國有能力購買更多的石油，國際市場、以至我們的地球，可以支撐一個11億人口轎車大國的興起嗎？
樊剛：我們人類所擁有的，或潛在擁有的，不會僅僅是目前我們知道的那點資源、那點疆界、那些技術能力和那種生活方式。
鄭也夫：中國城市中的每一條道路都是中間跑汽車、兩邊跑自行車。汽車的路大多比自行車還寬，至少相等。道路的修建與維護是誰掏腰包？說到底，是納稅人掏的，而納稅人又多為汽車階層與自行車階層。
樊剛：反對發展私車，但又不能限制有錢人有轎車不坐，有車族和無車族的差別只會越來越大，會使多數人永遠處在自行車的座子上遙望越來越豪華的轎車在高速路上飛馳。
鄭也夫：難道把汽車業搞上去是最終的目標嗎？汽車是交通的手段、是人類役使的工具，如果過頭的轎車業造就出的是窒息的交通狀況，那難道是可取的嗎？
樊剛：你如果指不出這樣一種可供替代的產業，就總會讓人懷疑你是要我們永遠處在自行車、驢車的落后國家的行列而看著你們富人在那里繼續大開其車，并使我們繼續處在處處受富國利用其優勢占我們便宜的境地。
這場大討論的最后贏家是誰，如果一定要挑明的話，也許又會引發一場新的大討論。
但是鄭也夫和樊剛都在這場轎車大論戰中成了打擂英雄。
“北京進入汽車化社會”，去年非典結束不久，北京人突然發現路上的汽車多了起來，北京各大媒體以“北京進入汽車化社會”為標題，報道轎車進入家庭，北京機動車今天突破200萬輛，平均每4人中就有1名司機。
某報稱：今天上午，記者從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獲悉，全市的機動車保有量今天預計突破200萬輛。有關人士評價，這是首都道路交通發展史上又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里程碑，預示著北京已高速步入汽車化時代。在200萬輛機動車中私人機動車達128萬輛，其中私人小汽車達80萬輛。至此北京市平均每百戶家庭擁有私人機動車30．5輛，擁有私人小汽車19輛，平均每4人當中就有一名機動車駕駛員，意味著北京已經真正進入了汽車化社會。但專家也表示，在現有道路條件下，機動車的持續快速增長將給北京道路交通帶來更大的壓力，我們應保持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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