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能否破遼，以雪“城下之約”之恥，唯有另辟新徑。忽一日，有探子來報，在大遼國東北方有一個新興的女真族部起事，雖然他們勢單力薄，但驍勇強悍的銳氣，已經引起大遼國恐慌。如若北宋能夠聯合金人（女真族統稱）一起抗遼，必將會大獲全勝。
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人，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卻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他們圍繞著熙寧變法明爭暗斗多年，最后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假如他們看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恥的慘劇，司馬光會不會責問王安石：這都是你惹的禍！而王安石又會不會責問司馬光：為什么不支持變法圖強？
“青苗法”的智慧
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象。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就是這些元老重臣們，將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為，所有這些人全都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要他愛民養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選賢任能，要他疏遠奸佞，要他持重安靜，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獨沒有人告訴他：眼前已經快要過不下去了，怎么辦？泱泱華夏該如何重振雄風？怎么樣讓我中原大國揚眉吐氣？沒有人能夠告訴他、甚至愿意和他討論所有這一切，只有王安石和他想著同樣的問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剛剛二十歲出頭的神宗皇帝還有可能做出別樣的選擇嗎？
可以說，當時王安石的觀點，在理論上顯然是正確的。不增加稅賦而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為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明，加快資金周轉速度等皆屬此類。事實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類似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據說，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創，最開始時，是陜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當地農業生產。
據當代歷史學家研究推測：當時，帝國農村盛行高利貸，事實上已經成為農民破產、土地兼并的一種形式，對帝國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當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獲之后連本帶利即行歸還。由于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所以，稱為青苗法。
因此，用此方式扶助農桑，應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令人驚異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經懂得：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濟的成長。王安石其他與經濟有關的變法，如設置三司條例司、均輸法、方田均稅法、保馬法等，其基本經濟思想大體來源于此。這種采用金融調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其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過。用臺灣作家與學者柏楊的話說，則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顯然，王安石的經濟思想比司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然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
司馬光在財政、金融與其他涉及到經濟學方面的知識與王安石比較起來差距不小。然而，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如果說對數千年帝國政治與社會運行的機制與原理的深刻洞察力與了解的話，王安石比起司馬光來，其差距稱得上是望塵莫及。司馬光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正是建立在對于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之上的。這使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變法之后的社會災難
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的方式，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以司馬光的品格與學識，他不可能不反對這種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說：從始至終，沒有改變反對變法的態度的，只有一個司馬君實。信哉斯言，否則司馬光就不成其為司馬光了。
司馬光的思想與方略忠實繼承自漢文帝與漢景帝。
在帝國政治結構之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能夠清凈無為；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從而官安其位，民樂其業，那么，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一樣，生產出無窮無盡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我們無法知道，在司馬光的內心深處是否有這種擔心：官吏們借變法之機，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反對變法，到后來，他成為堅定的反對派領袖，這個因素肯定發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漸次展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以青苗法為例。陜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擔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實行時，也一樣大受歡迎。因此，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誰知，結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難性后果。
對于王安石來說，加倍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數年旱、澇、蝗災不斷。受災面積既大，災害烈度亦強。致使遍布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災農戶紛紛傾家蕩產，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對象，迫使他們破財免災，或者破產、出逃。由此引發的后果成為十足的災難。
均輸法與脫胎于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者的打擊。原本立足于平抑物價、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甚至批發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后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開始凋零。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國城市商業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社會開始出現動蕩不安的局面。
司馬光與王安石決裂
在這種情勢下，帝國管理階層出現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王安石執掌大權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助。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相當冒失地啟用了一大批新新人類。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聰明、熱情、渴望建功立業、沒有沾染官場習氣，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長處。但是，他們缺少閱歷，沒有經驗，很少受過生活與人品的考驗，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別容易由急功近利，一變而為投機取巧，再變則為不擇手段，從而墮入下流，變得為人所不齒。
翻檢當時與后世的文獻資料，很難找到證據證明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或者是過于保守、僵化等等。從資料中判斷，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馬光、蘇東坡、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業巔峰之際，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干，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而反對變法，怎么樣猜想也一定應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否則，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后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比如，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兩三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來說，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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