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實行對外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既活躍了中外貿易，促進了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又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大元促進了政經交流國際化。從對外影響范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都超越唐宋時期。大元有優惠的通商政策使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大元，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大元，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歸國后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游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把握了中國和東方的信息，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些信息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大元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涌向東方的同時，元代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了解更加清楚，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紹，不再局限于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游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大元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游記》、《西游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元代為了滿足大都的糧食、物資需要，除了利用陸路和運河交通外，又開辟海運航線。海運成本低廉，終元之世，深受重視。元代修治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大運河原為隋朝時修建，元代為補充修建）。其中主要有從山東的濟寧（今屬山東）到東平（今屬山東）段的濟州河，從山東東平到臨清（今屬山東）段的會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屬北京）段的通惠河等。
元青花的出現在中國陶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清麗高貴的元青花如今已價值連城，在國際拍賣市場上拍出了天價，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人們還不識元青花的真面貌。
元青花在景德鎮興起絕非偶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元青花制法比青瓷、白瓷或影青更簡單，燒成的利潤好，用過去所沒有的新描繪方式，自由畫出各種花紋，以表現其趣味性，受到人們的歡迎。同時元朝強大的外征政策，以武力來擴大銷路取得很大的成功，制品輸往當時的波斯和南方的蘇門答臘。
人們會問，元代短短的90多年歷史，長期以來具有正統思想的漢人不屑一顧，怎么會產生如此精美成熟的青花瓷器。元青花盛產歸結到一點，市場的需求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成本降低，銷售擴大，青花瓷最終成為我國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聞名于世。
元青花大量燒造則是因為當時海運交通非常發達，在這種情況下，接受海外大量訂貨成為可能。這種瓷器貿易也為王公貴族帶來巨額利潤，以滿足他們嬌奢的生活需要。
600多年前，元代統治者為了獲取高額利潤，以滿足揮霍享受的欲望，鼓勵大規模的海外貿易，元帝忽必烈曾下詔曰：“有市舶司的勾當，是大得濟的勾當（中國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31頁。由于元政府的優惠政策鼓勵，航海事業空前發展。除了國內航運，規模巨大的國際海運業特別值得一提，其航向東至至日本、高麗，向南前往東西洋，包括今天的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遠至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和非洲的東北部。進行貿易的貨物種類繁多，從奇珍異寶到各種生活用品，可以說應有盡有。據史料記載這些貨物大致可分為七大類，其中一類既是大量的貿易瓷。元代海外貿易的大發展，造就了一些地區顯赫，以航海為家業的家族，并且延續的時間很長，這是元代以前各代所不曾有過的現象。元代多年積累的航海經驗，為明代鄭和下西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西亞地區對青花的渴求，刺激了元代景德鎮青花瓷生產工藝的提高，而元代發達的貿易和航運把瓷器帶到世界各地，這對青花瓷生產的第一次高潮出現，可謂功不可沒。
元代運往海外的陶瓷制品在國外出土也證明了海運的發達。例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均發現了元青花小件瓷器和瓷片，一些屬于生活用具，另一些則是按照當地習俗陪葬用品。這清楚地說明了這些地區是瓷器貿易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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