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梅花春風面，卻似道人微醉時。只恐花飛失君意，更酌叵羅歌小詞。”蒙元政府實行宗教寬容政策，佛、道、伊斯蘭、也里可溫等各種宗教自由發展，龐大的僧侶群體和強大的寺院經濟體系也由此相應構成。酒業是寺院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許多寺觀擁有糟房或酒坊，而且規模相當大，進行酒的生產和銷售。如真定奉恩寺經修繕后，在原有基礎上又“建居屋八十間，浴室二區，酒肆一區，歲收其租，日取其直。”大護國仁王寺的寺產更為龐大，水地、陸地、山林、河泊、礦冶……無計其數，其中大都等處的酒館就達一百四十一家，隸江淮等處提舉司提領所還有酒館一百四十家。許多寺觀的寺產享受政府的政策保護，如河南濟源十方大紫微宮圣旨碑中就明文規定“但屬這的每宮觀內里的莊田、事產、園果、碾磨……醋酵、麴貨，不揀甚么差發，休要者。”顯然是享受免稅、免役特權。但寺觀經濟的過分強大和享有特權，不可避免地會與政府財政收入及稅收政策相牴牾，元朝政府為了自身統治利益，也頒布了一些相關禁令，如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商稅、酒醋之禁。”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政府實行酒類專賣政策，即榷酤制度期間；在政府實行酒類散辦時期，寺院酒也要同樣納課，如至元三十年十月，朝廷旨令“屬寺家的酒店、做買賣的店里，出辦的課程，……盡數都交收拾者。”
元代寺觀釀酒和售酒，一些僧侶也飲酒用酒。他們中的一些人原本或為世難容，或生活所迫，遂勘破紅塵，遁入空門，卻視寺院的清規戒律如形同虛設，放浪形骸，借酒澆胸中塊壘，發不平之鳴。這酒就喝得野逸，喝得乖張，喝得離經叛道。
“酒共鄰僧飲，蔬從野老分。”元代僧道飲酒的現象實不鮮見。蘇州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巖道人，喜讀儒書，士大夫樂與之游，過寺必訪，松巖道人經常在清溪亭設酒茗款待。“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筍衲流所能窺也。”東禪寺還有一位宋南渡僧林酒仙，“居院不事重修梵唄，惟酒是嗜。”手持一鐵鍵槌，日游于市，不問酒主名，夜即臥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圣師。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書畫雙絕，尤以擅畫葡萄見長，又酷嗜酒，詩人楊載寫詩贊他“老禪嗜酒睡不醒，強坐虛櫩寫清影。”曾掘趙宋皇陵，后總統江南浮屠的楊璉真伽“以名酒啖之”，溫日觀“終不一濡唇”，反而大罵其為“掘墳賊”，楊璉真伽竟無如之何，其狷介乖張若此。
“昨夜山中酒初熟，道人不暇讀《南華》。”元代道士飲酒亦屬屢見不鮮，太華云臺宮真隱褚君，嗜書之外，“日食數龠，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吳興人席琰，幅巾野服，學道南山下，自號山云。喜飲酒，善鼓琴。曾留詩酒家壁間：“山云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邊。采蘋橋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苦嗜酒，特托此以寓其遠，俗人所不能知也。’”
又有一位戴姓道士亦是酒狂，“戴先生，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肯眠。”還有京師名妓連枝秀，經逸人點化，搖身一變竟作女道士，領一女童，浪游湖海間。曾駐足松江，“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看來雖入空門，其娼家本性自是難改。
“旋沽采石仙人酒，來訪山陰道士家。”一些僧道因學問淵博，格調高古，野逸出塵，成為文人士大夫爭相結交的對象，世稱“方外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作方外之交的文人士大夫與僧道是兩位一體的，許多僧道本身就是由文人士大夫轉變而來，他們或為塵世所累，或因仕途險惡，遂勘破紅塵，全身而退，遁入空門，尋找一方凈土。而寺觀的清凈、幽雅，遠離紅塵的是非紛爭，就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撫慰靈魂的理想休憩地。
佛教高僧天目中峰禪師有一闋《行香子》，頗能反映一部分出家人雖與世無爭，淡泊名利，卻又脫解禪縛，高蹈超邁的野逸秉性。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莫也風流，卻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篘，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閉是好，著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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