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是在明初興起的。1368年建立的明朝，只是把蒙古統治者驅逐出了中原大地。但是北元半壁江山還在，為了防范蒙古人復辟元朝和入侵，明王朝從東北的鴨綠江直至西北的嘉峪關一線秣馬36萬、厲兵八九十萬，設立了九邊重鎮，這就人為地造就了一個高額的消費區。
為解決這些兵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進重鎮的山西的大商小販，捷足先登，蜂擁而至，操起販運各種貨物的生意。晉商主要是做“食鹽”生意崛起的。因為明王朝最初實施“開中法”，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王朝付商人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由于鹽是專賣品，獲利頗豐。晉商抓住時機，以山西運城關公老家產鹽的地緣優勢，借“開中法”捷足先登而興。當明政府頒布開關互市令后，他們進一步與關外各民族展開貿易，互通有無。一直到清朝前期，晉商用牲口馱等傳統方式由江南展轉向蒙古、俄國販賣茶葉，也發了大財。
此外還有：得天獨厚的交通地理優勢也是晉商成功的客觀原因。我國的農業經濟生態區可以分為兩大塊。從黑龍江的漠河到云南的騰沖，畫一條東北西南向的斜線，這條線的西北是游牧經濟區域，而東南是中原漢族廣大農業、手工業區域，它們是兩類不同的農業生態系統。這兩類農業生態系統分界線，在北方大體與長城平行。而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連陜西，左屏河北，位于這兩種經濟區域之間。因此，山西就自然而然充當了促進相互聯系和彼此互補的這一角色。作為農耕經濟文化極為發達的中原地區，自古需求游牧經濟文化的某些補充。比如游牧地區的特產馬、羊、駱駝及皮毛、藥材等，這是農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蒙古游牧地區對中原農耕社會和生活的補充是全面的，而非某一時、某一地、某一物的交換。
只要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文化區域，就存在著這種互補。同樣，中原先進的農耕社會對蒙古游牧地區在各個方面的“漢化”和補充性更強，也更全面。無論持久的“漢化”，還是時斷時續的“互市”，從未隔斷過這兩大經濟區域之間的聯系。
晉商從明代五次北伐北元戰爭開始，到清代康熙大戰葛爾丹，乾隆大帝大戰沙俄的歷次戰爭中所承擔的后勤供給的邊貿生意上，而漸漸壯大的。
所以說，沒有西北草原絲綢之路和明清戰爭，就沒有晉商喬家大院和平遙古城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