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起初是游牧部落，佛教在1世紀東傳涼州刺史部以后，該區佛教逐漸興盛起來，在西夏建國后開始創造自己獨有的佛教藝術文化。內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窯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畫藝術的寶庫。在額濟納旗黑水城中發現的西夏文佛經、釋迦佛塔、彩塑觀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發現。另外西夏也大力發展敦煌莫高窟。1036年西夏攻滅歸義軍后，占領瓜州、沙州，領有莫高窟。從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幾分光輝。當時莫高窟涂綠油漆，接受中原文化與畏兀兒、吐魯番風格。此外，表現西夏文化的還有西夏文，又稱蕃書。西夏設立蕃學和漢學，使西夏民族意識增強，百姓“通蕃漢字”，文化也增加了許多。 西夏還設立蕃學和太學。史家戴錫章《西夏記》曾言：“夫西夏聲明文物，誠不能與宋相匹，然觀其制國書、厘官制、定新律、興漢學、立養賢務、置博士弟子員。尊孔子為文宣帝，彬彬乎質有其文，固未嘗不可與遼金比烈！”。
西夏儒學的發展是一種處在儒家影響下的官僚體制與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從李繼遷伊始至西夏末年，歷代帝王莫不學習與模仿漢制。例如李繼遷時“潛設中官，盡異羌人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李德明時 “大輦方輿，鹵薄儀衛，一如中國制。”。西夏黨項世代皇親宗室，崇拜孔子，欽慕漢族文化。除了崇儒尚文，還編寫了一些融合和宣揚儒家學說的書籍，如《圣立義海》、《三才雜字》、《德行記》、《新集慈孝傳》、《新集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學經過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與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時出現盛況。
夏景宗在建立官制的同時設立了蕃學和漢學，作為文化培養的搖籃。以博學多才的野利仁榮主持蕃學以重視蕃學，并于各州蕃學里設置教授，進行教學。西夏大致設立了五種學校：蕃學、國學、小學、宮學、太學。西夏建立學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人才的需要，尊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還發展科舉制度，夏崇宗后期開始設童子科實行科舉考試，1147年夏仁宗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舉取士選拔官吏，不論蕃漢及宗室貴族由科舉而進入仕途成為必然的途徑。西夏人民大致上以佛教為主要信仰，在建國之前則是以自然崇拜為主。 黨項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區時，就以“天”為崇拜。當黨項族遷移到陜北之后，由自然崇拜發展到對鬼神的信仰。在建國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詣西涼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邊立黑水橋碑，祭告諸神，祈求保護橋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黨項族還崇尚巫術，并且備受重視。黨項族稱巫為“廝”，巫師被稱為“廝乩”，是溝通人和鬼神間的橋梁，主要負責驅鬼與占卜。在戰爭前實行占卜以問吉兇，于戰爭中經常施行“殺鬼招魂”的巫術。
以西夏文刻印的《金光明最勝王經》 佛教是西夏的國教，建國前后六次向宋求贖佛經，宋朝賜以《大藏經》。夏景宗在立國后，便開始用西夏文翻譯佛經。五十多年內譯出大小乘佛經820部，3579卷，滿足人民對佛教的需求。除此之外，夏景宗等歷代夏帝與太后也興建許多佛教寺廟高臺寺，概括地分為興慶府—賀蘭山中心、甘州—涼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中心。例如有名的承天寺是夏毅宗母后沒藏太后要求而興建，1093年更重修涼州感通塔及寺廟，隔年立“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夏崇宗時期更在甘州建筑臥佛寺。西夏朝廷大力提倡佛教，提高僧人地位，使僧人不用納稅與負擔雜役；犯罪也可減免罪刑；寺院環境也受朝廷保護。西夏后期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趨勢日益增大，1159年吐蕃迦瑪迦舉系教派初祖都松欽巴建立粗布寺，夏仁宗派使入藏迎奉。都松欽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瑣布帶經文到西夏興慶府，被夏仁宗尊為上師，并參與翻譯經文。
西夏比元朝還要早設立帝師，提高藏傳佛教的地位。除帝師外，還有國師以及其它有高級職稱的僧人，在推動西夏佛教發展方面起著核心和中堅的作用。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傳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寧明就是學習道家的辟谷術而死。《文海》解釋“仙”字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長壽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帶還有流傳景教和伊斯蘭教。例如《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敦煌（唐古忒省）與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蘭教徒。
西夏武器制作十分精實，其中以夏國劍最有名，在宋朝被譽為“天下第一”。北宋文學家蘇軾曾請晁補之為其作歌，內有“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而西夏鎧甲被譽稱為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專給鐵鷂子使用。其他有名的攻城武器有名叫“對壘”的戰車、可以越壕溝而進；裝在駱駝鞍上的“旋風炮”，可以發射大石彈；以及最厲害的“神臂弓”，可以射240步至300步，“能洞重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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