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博士一針見血地認為：作為開發公司和規劃部門的共同上級——市、區政府，在規劃部門代表的“城市整體利益”和開發公司代表的“本市（區）經濟利益”這“一虛一實”之間，往往首先關注的是后者，因此，政府總是要求規劃部門最終作出妥協，即所謂：“規劃讓一讓，開發也讓一讓”，出現了城市規劃條件可以“討價還價”的局面。結果大多數被批準的危改項目都在用地性質、高度、容積率等方面都有所突破，造成整個總體規劃在舊城被“全線突破”的尷尬局面。
例如：北河沿附近某危改項目按北京市總體規劃要求建筑高度不得超過18m，而實際設計高度定為24m；東西某危改項目中的商業開發地段，規劃條件原定為限高18m，容積率2.5，實際施工時高度升為30m，而某危改項目批準高度卻是56。
突破規劃的兩個顯著名的例子是西城區的“金融街”和東城區的“東方廣場”，這兩個項目都是以危改名義立項的。“金融街”在規劃建設過程中，其主體建筑高度曾經一長再長，從80m到90m，現已增至116m，比總體規劃的限定高度超高70m；東方廣場最初由開發商拿出的方案是80m，超出總體規劃的限定高度35m。該項目由于靠近故宮和天安門廣場，遭到各界專家們的一致反對。但由于各種原因，最后被北京市批準的實際高度仍然達到68m，比總體規劃的規定要求超高20多米。
許多改造后的新建筑，在設計上存在兩種不良傾向。其中，在突破城市規劃限制的同時，盡可能加大建筑的體量和密度從而增加單位土地上的經濟效益，結果在體形上又蠢又大。例如：“金融街”已建成的C區，以及東方廣場等；其二，不顧北京舊城的城市文脈、肌理、風貌、特色等，追求所謂“歐陸式”或者“港式”風格，有的甚至直接照搬抄國外的建筑形象來媚合來自海外的開發商（主要是港商）或個別決策者的喜好。目前，舊城原有的以故宮—皇城為中心的平緩開闊的城市空間正受到日益逼近的二流“舶來品”的嚴重威脅，一些專家驚呼：“北京城市中心正在走下坡路”（Downtown Downturn），若不盡快采取措施，北京舊城的整體風貌和地市特色有可能在大規模改造中淪喪殆盡。
城市規劃是不可逆轉的，“梁、陳”當年設計的那種“雙城”形態今天已經很難能再實現了。但是，“梁、陳方案”所傳遞的戰略性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
正如吳良鏞教授所指出的，“北京直到今天仍然面臨著當年的問題，其嚴重性甚至超過當年，這個問題就是：是繼續‘以舊城為中心’發展，繼續向舊城擁擠，還是努力向更大的發展空間進行積極的‘疏解’？”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兩院院士吳良鏞教授多次指出，北京舊城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過分擁擠”，北京應對舊城進行積極的疏解。
然而，當20世紀90年代房地產業在北京興起使城市土地的經濟價值凸顯出來，舊城地價和樓價驟然升高后，有人依照所謂的經濟學原理提出，向舊城外疏解城市功能的作法是對舊城土地資源的浪費。這里，筆者無意介入中國經濟學界目前正在熱烈進行的關于“經濟學是否應該講道德？”的爭論，但是，筆者認為，在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北京的城市中心位置時，我們至少不能忽略三個重要的事實。
其一，舊城雖位居北京的幾何中心，但其“經濟價值最高”的核心部位卻已被全世界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紫禁城、景山和中南海、北海等大面積占據，這就使得北京舊城已不可能按一般的城市中心模式來發展。
其二，城市中心與城市的幾何中心是兩個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變。隨著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發展，受政治、經濟、交通以及城市規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城市中心的位置和數量也在不斷變化。比如遼、金時期，北京的中心在今天的廣安門外，元代則在今天的鐘樓一帶，明、清時期移動到東西、西四和前門，形成三個中心鼎足而立，民國后因長安街打通才逐漸擴大并發展成為今天以長安街——天安門廣場為核心的北京城市中心。
其三，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人居環境的要求會不斷提高，因此，以人居為中心，降低建筑密度，追求更具文化品位的適宜人居住的“場所”已經成為城市中心空間結構發展的一個趨勢。顯然，北京舊城歷史遺留下來的平緩開闊、盡度宜人、歷史文化遺產豐厚的空間特征是適應今后的發展趨勢的，而一味按所謂經濟學理論追求經濟效益恐怕只能得到適得其反的結果。
現代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為了避免或減弱單中心聚集帶來的亞果，更不再局限于單一中心的城市形態，而是向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方向發展。巴黎、東京、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等都出現了多個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現了在區域內進行功能分工和協調的城市群（或稱城市連綿帶），如：華盛頓——波士頓城市群、倫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城市連綿帶等。
法國巴黎為了保護其老城，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在老城外規劃兩條平行的軸線，并在軸線上規劃了一系列新城，避免城市發展向老板聚集。同一時期，巴黎政府還從在位于傳統城市軸線與新軸線交叉點上，由政府投資建設德方斯新都心。目前，德方斯已頗具規模，新建筑全部為極富藝術追求的現代造型，與老城成鼎足之勢，不僅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活動，而且還為巴黎創造了一新的城市形象，進一步拱衛了巴黎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
另外，東京、漢城等一些新興工業國家的首都為了減少城市功能向中心區聚焦導致的擁擠局面，目前也在積極研究向外疏散城市功能的對策（東京準備“遷都”——將部分首都職能轉移出去，漢城則準備在老城外建設與老城中心規模相當的新都心。這些城市以前曾經耗費大量資金在城市中心區建設了非常發達的基礎設施，但城市擁擠問題卻反而截止演越強烈，這里從反面說明了單中心發展的弊端。
其實，改革開放以后，北京也有過向外進行有機疏散的成功例子，例如亞運村，當年曾經一度要將亞運村和幾個亞運場館放在城區后，后來經過研究安排在北四環外建設。結果帶動了北四環的發展，亞運村一帶成為目前城市外圍羅有吸引力的現代化地區。北京應當研究這些成功的經驗，研究怎樣在舊城外尋找經濟發展的增長點，而不能只盯著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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