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移民史是從血和淚開始的
隨著500年前歐洲資本運動興起，跨國界的經商貿易日漸增多，許多商人在當時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開始了大規模的非法移民。其中早期到我國東南沿海臺灣、香港、澳門做生意的有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西班牙和英國等西方國家做移民勞務的商人，分別從廈門和汕頭非法移民數十萬勞工到南北美洲和南非各國。
其中，1847年至1852年從廈門販運出洋的華工有1.5萬人；1852年后從汕頭運走4萬華工；另外，這個被國人指斥為販“豬仔”的貿易，又轉移到澳門進行，據有關歷史數據統計，僅從澳門販運到古巴、秘魯的華工就有十幾萬之多。
僅1882年統計，被西方列強移民到美國西部圣弗朗西斯科，開發舊金山金礦和修筑鐵路的華工就有29萬人。
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從1807年到1925年間，經荷、西、葡、法、英、美等國商人之手非法販運到世界各地的華工約有300多萬人。
這些非法移民活動的起因皆是從西方列強擴張時開始的，對這種遠涉重洋，悶在船倉里毫無人身安全保障的大規模非法移民，中國歷朝歷代政府都是堅決反對的。
然而，這種由西方國家言教與身教出來的非法移民行為，卻在我國東南沿海長期形成了一種前面“走出去”混得好的親友，又勾著后面的人“走出去”發展的“偷渡”習慣。
二、中國近代出現過大規模移民潮
由于內戰原因，中國近代以來相繼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武裝偷渡出境避難的人也層出不窮。其中，有陜甘寧十萬回教武裝被清末左宗堂平亂大軍追殺到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十萬華裔東干人。還有康熙大帝攻打臺灣時逃往東南亞各國的幾十萬明朝軍士及家眷。
也有在解放戰爭后期被劉鄧大軍追逐出境到緬甸、泰國北部地區的20萬“國軍”。上述這些大規模非法“偷渡”行為都與政局變換，避難謀生有關。
為了解決非法越境難民問題，聯合國還專門成立了難民署機構負責這項跨國難題。其中，在美國攻打越南期間，聯合國還專門在香港設立了一個安置越南漁船偷渡來的難民接待站。
上述這一切雖然與近年來中國沿海地區某些人偷渡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洲各國的性質不一樣，但是擇取新的生存空間的目標都是一致的。20世紀初，曾經在中美洲古巴名噪一時的近30萬華商，由于受到后來沒收浪潮的沖擊，到了50年代末，偷渡逃出古巴就有20多萬人，現在古巴唐人街上只剩下幾千華人。由于戰爭和其他因素影響，越南西貢等地曾有50萬華商偷逃出境，柬埔寨和印尼也有數十萬華人逃往第三國。
三、西方國家嫌貧愛富的移民政策使中國長期失血
為了吸引世界上有財富的人和有科技成果的人，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許多國家，都紛紛制定了投資移民計劃和技術移民計劃。這種用政策掏別國口袋，“挖墻角”草船借箭發展自我做法，確實為移民國家創造了財富，增強了國力，但同時也給移民輸出國增加了經濟負擔。
中國近一個世紀來，僅百萬富翁投資移民到國外的就有100萬人左右（含臺、港、澳），如果將這些中華民族驕子100年來積累的1萬億資金用于國內1億富余勞力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而不是被投資移民潮卷走流失到國外，那么中國人的生活質量更會有一個較大的提高。
筆者曾做過一個統計，如果一位百萬富翁在國內養活100個工人，那么，100萬已出境的中國富翁就能養活如今富余出來的1億勞工。然而，事實上100萬富翁走了，并沒有帶出相應的勞工，從而使富余勞動力留給了中國。顯然，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移民政策有其鮮明的嫌貧愛富的不合理性。
隨著20世紀的風云變換和近20年來的開放政策，中國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人到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投資技術移民已達到50萬人，美國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地華人更超過了200萬人，另外，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太平洋各島國的投資移民人數也接近了100萬。
如果再加上20世紀以前出去到中南美洲的百萬華工和到東南亞新、馬、泰、菲、印尼等國的千萬華商，那么，漂泊海外的幾千萬中華民族兒女確實為世界各國的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歷史應為他們的功勛書寫不可磨滅的一頁。
四、“偷渡”——無奈的選擇
當今世界，一邊是美國人防墨西哥、古巴人偷渡，歐洲人防非洲人偷渡，全球人防中國人“偷渡”，一邊發達國家又在努力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并解決中國WTO的入世問題。
這顯然是一對矛盾。
通常講，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就是為了打破人財物不能順暢流通的障礙。
為了放棄一國小的關卡主權，而獲得更多國家的關卡開放大主權，英、法、德、意、西、比、荷等十五國聯合成歐洲聯盟，即凡是佩有藍式徽章的“神根”簽約國，其交通車輛比駛過中國各省市的路橋收費站還方便。這種暢通無阻的經濟一體化，確實比過去深圳到香港排隊24小時檢查過關方便得多了。特別是廈門與金門之間只有兩千米遠隔離水域，卻要繞香港、臺灣、澎湖列島三天后才能到達。顯然，這些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格格不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曾經多次提倡學習歐洲聯盟經驗，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臺、港、澳、瓊、珠、深、汕、廈八區一體化經濟硅谷。
然而，美好的愿望總是與現實相差甚遠，僅各國出入境簽證管理上就有千差萬別。例如，一直需要向各國招商引資的東歐各國，其簽證之難，已讓人望而卻步。其中，最需要提升中俄投資貿易額的俄羅斯，有關簽證把關正向越來越緊、越來越難的方向發展。迫切需要更多中國商人前往投資貿易的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每天讓一個領事把關簽證兩個人。不管是烈日嚴寒、刮風下雨，排多少人的隊，總之，跨國官僚們只能按照每天簽證兩人的規定執行。
試想，有這樣死板教條的外交簽證官擋道，那些氣瘋了的人不“偷渡”才怪呢，由此可見，在中國，有錢人痛痛快快花上幾十萬元辦理一個地下“直通車”快速到達發展自我的國家也就不足為怪了。
五、“偷渡客”在海外創業謀求發展
人總是想用最簡便、最快捷的方法實現自我價值。
一般“偷渡”客的自我價值實現意識都很強。他們到國外去的目的是想尋找一塊更好的展現自我價值的地方。心理學大師馬斯洛需要層次論的五個不同階段的需求與偷渡客在海外的經歷很相似。他們第一是解決生存需求，這是立足的基礎。第二是維護生命安全需求。第三是成家，滿足婚戀繁衍需求。第四是滿足受人尊敬需求，就必須創業，學會賺錢。在有了錢受人尊重之后，就想往自我實現的更高層次攀登，這就是第五個自我價值實現需求。有時他們也會用些不當的過激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如果引導得好，這是一股非常有生氣，有創造性的生產力。如果擠壓得不好，這些沒申領到正常手續便踏上他國土地的人們，就會逐步產生恐懼、悲觀、失望情緒。一旦他們長期在白天躲起來睡覺，晚上走出來打工的逆境生活中產生不平衡心理和破罐破摔的灰色心理。這些遭受打壓的“偷渡客”們就會對所在國產生報復性的負面影響。
筆者在西班牙曾聽到一位從中國“偷渡”過去的人毫不掩飾地說：西班牙人很懶，每天只知道泡酒吧喝酒聊天，而他們口中美餐許多是我們中國人兩把菜刀兩只手辛勤做出來的。我們是自己帶錢來，為西班牙創造稅收福利的。當然，我們華人中間也有害群之馬黑社會，他們敲詐同胞中非法偷渡過來的人。這種自相殘殺行徑給酷愛中國的西班牙人留下了很壞的影響。如果，我們手持合法證件、或者西班牙政府準許我們合法簽證進去，我們不但能為當地政府創造更多的財稅，我們還可以理直氣壯的清理門戶，將那些專門敲詐非法移民的地痞流氓扭送到司法機關。但是由于“偷渡”者自己身份都不合法，所以就很難用合法手段維護自身權益了。
早期偷渡出去的中國人，有許多人依靠自己在國外打拼，先立足，再發展，得到了所在國的贊賞，贏得了尊敬。如浙江青田農民尹嘯平是改革初期弄不到合法護照“偷渡”出去的新一代歐洲華僑，現在是該國的華商會主席。在他的幫帶下現在尹家已有280多口人在法國、意大利、瑞士、波蘭、羅馬尼亞做生意，十幾年間曾經幫過數千人擔保到海外就業，僅一個人經手推銷掉的中國貨就累計超過了幾億美元。尹先生以自己實際行動推動了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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