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
北宋時期，浙江主要對外貿易的港口除原有的明州港之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兩港設立市舶司；明州、杭州港的對外貿易走在全國的前列。北宋時期明州港，在中日貿易史上已躍居全國首位。日本的海舶往來，都集中在明州；中國商人到日本經商的船舶也必須從明州港出發。
杭州港，已成了全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政府不僅在此設立市舶司。并且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須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全國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須向設在杭州的兩浙市舶司辦理手續。可見該處市舶司在當時所占的重要地位。
北宋對外貿易對象中，除了與日本外，開始與朝鮮也有頻繁的交往。在宋神宗熙寧（1068~1077年）以前，去高麗的路線，是在山東萊州出海。高麗到宋朝來，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陸。熙寧七年（1074年）以后，高麗使者金良鑒為了遠避契丹，請求改在明州上陸。從此明州成為通往高麗的重要港；因此明州與高麗的貿易也日益頻繁起來。北宋在明州興建了“高麗行使館”，專門接待朝鮮半島的使者和商賈。同時北宋使者與商人到高麗也從明州出發，元豐二年（1079年）規定：凡商人去高麗，資金達五千緡者，在明州登記姓名、籍貫及經營項目等，并要尋人作保，方可發“引”（類似證件）。如無“引”，就作為私販違法論處。北宋明州商人遠航到高麗經商的，如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有明州商人陳亮和臺州商人陳維績等147人；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有明州教練使張宗閔、許從綱首湯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濟、祝延祚到高麗。高麗王朝為了在經濟上積極發展與宋的貿易關系，經常派遣商舶到明州，這都促進了明州的海外貿易的發展。
杭州和明州的貿易對象除了日本、朝鮮半島外，還有大食、交趾、占城、渤泥、三佛齊、丹流眉、真臘等。
北宋時期的外貿品種日益增多，從日本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工藝品。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和造船及修建寺廟。當時日本的木材價廉物美。老年人都希望買來作棺木；宋代黃金價格比日本高，這樣黃金的大量輸入，有利于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從高麗輸入的貨物，主要是人參、藥材以及各種布匹、漆、銅器、虎皮等。另外南海諸國主要是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珍珠、龍腦等。
而浙江輸出的產品主要是：瓷器、絲綢、臘茶、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北宋書籍不斷傳入朝鮮與日本，宋太宗時，中國的雕版印刷本《大藏經》等大部頭書由日本僧人圖然于雍熙元年（986年）乘坐浙江臺州商船帶歸，藏于京都法成寺；北宋淳化二年，高麗遣使韓彥恭來貢，請求佛經，北宋政府也贈《大藏經》一部，政府又多次贈送高麗大批書籍；高麗在中國影響下，學會了雕版印刷技術。所以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陸續傳到日本、高麗及其它東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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