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慶歷四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歷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慶歷和議訂立后，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
隨著北宋與其它政權議和，邊境一直相安無事，于是，朝廷內部開始改革政治。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后，范仲淹在應天府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采納。慶歷年間，宋仁宗迫于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
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歷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繼續。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后來，北宋經仁宗、英宗至神宗時期社會趨于穩定，經濟規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極一時。神宗為使社會有所發展，于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為相，推行新法，但由于保守勢力過于強大，王安石兩次推行新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哲宗元祐年間，英宗皇后高氏徹底廢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復了原先的統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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