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北京市交管局向社會發(fā)布一條消息：北京市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230萬輛。此條消息引起媒體一片驚呼，各大報聲稱北京已經提前進入汽車社會。筆者不由想起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場關于轎車進入家庭的大討論。討論的雙方可謂是棋逢對手，互不相讓。一方是主張轎車進入家庭的經濟學家樊剛，一方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也夫。相信許多國人尤其是北京人一定對此記憶尤新。
這場爭論起因于1994年8月9日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轎車文明批判”一文，該文首次明確反對“轎車進入家庭”，文章的作者鄭也夫是挑起這次轎車大論戰(zhàn)的第一人。
1994年11月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經濟學家樊剛的文章，標題是“文明批判”的批判。文章的開頭一段寫道：《光明日報》所載鄭也夫的《轎車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辨的欲望，引得我也想來討論一下“轎車文明”這個東西，以及在轎車這一現象背后更重要的與人類發(fā)展相關的種種問題。 文章從經濟學角度談了文明的魅力、發(fā)展的極限、人性的悖論、落后的悲哀等6個方面談轎車文明。并對鄭也夫的文章逐條辨析，筆鋒銳利，這也是鄭樊兩人的首次“論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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