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始皇派徐福東渡日本
2200年前，中國秦代齊郡黃縣方士徐福，率領東渡船隊經朝鮮半島到達日本。開創了中、韓、日三國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成為日本古代文明的開拓者。徐福東渡具有偉大深遠的歷史意義，它不但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而且還成為中、韓、日三國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傳為世界交往史上的千古佳話。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東巡到了山東沿海的瑯邪（今諸城東南），齊人徐福與一些士人上書秦始皇，聲稱海中有三神山，請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聽信了他的謊言，派數千童男女隨他乘船出航。歷時幾年，花去了大量費用，并沒有得到神藥。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至瑯邪時，徐福恐怕受到責備，便又說是途中由于海中有大鮫魚，受到阻攔，一定要派善于使用連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難。于是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裝載五谷種子、技藝 百工下海。徐福及徐福船隊在抵達日本北九州的大島后，進入獺戶內海，遠達紀伊半島。徐福及其伙伴從大陸輸送到日本的新穎的海船、粟米和農耕技術，以及青銅和鐵器冶煉技術，使得早先已有零星傳入的中國文化，在日本列島上得以鞏固和延續，促使日本在繩紋文化的末期，突然展開了一種與原先的文化面貌和發展水平截然不同的新文化，這一文化便是以彌生式土器和中國鐵器為特征，和原來列島上固有的繩紋文化同時并存、共同開始它的進程的彌生文化。直到今天，在和歌山新宮叮東南有蓬萊山，還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個漢字。日本佐賀縣的金菌山頂有祭祀徐福的“金蘭神社”， 自公元前2世紀至如今，每隔五十年舉行一次大的祭典。
對徐福東渡日本一事的真偽，國內外尚有爭議。筆者查閱了許多資料，包括日本的資料，可以證實徐福東渡并非傳說。據專家對韓國濟州島的多處遺跡考證可以證實。
據考證，青年時代的徐福，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入海找過三神山。因此，他十分了解古渤海的情況，精通海上航行之技術。由于徐福學識淵博，通曉天文、地理、海洋等知識，掌握醫藥、煉丹、航海等技術；所以至戰國末年，他已成為齊國方士中的代表人物。秦始皇東巡時，徐福上書請求入海求仙，秦始皇命他帶領童男女往求仙藥。
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領數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從家鄉北海岸的黃河營古港啟航東渡。船隊離港之后駛向廟島群島南端的南長山島，再逐島北上橫渡渤海海峽，抵達遼東半島南端的老鐵山。徐福等人沿遼東半島南海岸東航至鴨綠江入海口，然后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南行到濟州島，最后渡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的北九州。這條航路的優點是沿途海島隔水相望，導航目標明顯。岸上山嶺綿延，陸標清晰可辨。途中多天然良灣，船隊航行較為安全，泊錨避風和補充淡水比較方便。這條古老的航線是公元七世紀以前，中國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海上往來唯一的一條交通要道。
徐福一行人在東渡日本途中，曾在韓國濟州島上做過較長時間停留，留下了許多活動遺跡。濟州島人民對有關徐福的歷史遺跡格外重視，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護。現選擇其中四處簡介如下：
（1）、朝天浦，傳說徐福率領的東渡船隊，曾在濟州島北部沿海的金塘浦靠岸登陸。徐福等人在岸邊巖石上刻下“朝天”二字，于是此地的地名就改稱為“朝天浦”了。近幾年來，當地一些有識之士在這里勒石立碑，紀念徐福到過此地活動。
（2）、漢拿山，相傳徐福帶領童男女在朝天浦登陸后，登上了海撥1950米的瀛州山（后改稱漢拿山）。他們來此尋找長生不老草，果真在山上找到了“巖高蘭”（即今天的靈芝草）。漢拿山為韓國第一座高山，歷史上濟州島就稱為瀛州，并有著名的“瀛州十景”。
（3）、西歸浦，傳說徐福一行人沿著瀛州山（漢拿山）南麓下山到達西歸浦，然后從西歸浦啟航返回中國。他們在西歸途中又折向東行，最后到達了日本。在韓語中，“西”字和“徐”字的念法相同，所以，“西歸浦”也就是“徐歸浦”。
（4）、徐市過之，據說徐福帶領東渡人員在濟州島停留期間，在正房瀑布石壁
上刻下“徐市過之”四個大字。這處重要的石刻可惜今日已不存在，只可通過照片來了解其昔日風貌。
韓國濟州島上有關徐福的民間傳說和歷史遺跡，完全可以證明徐福等人確實到過此地，它不但成為中韓兩國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而且還是兩國進行徐福文化交流活動的載體。
二、大唐盛世與絲綢之路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臺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但并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于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后織成錦繡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并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于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于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于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后，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于闐。從此以后，于闐“桑樹連蔭”，可以自制絲綢了。于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于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里，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后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于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干(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這些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他們組成商團， 成群結隊地東來販易，并且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的于闐、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許多城鎮，都有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后裔漸漸漢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還是深目高鼻。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壞地影響過歷史車輪的運轉，比如武威安氏，曾經幫助唐朝平定涼州李軌的割據勢力，后被唐朝皇帝賜姓為李。又如發動安史之亂的河北叛將安祿山，和割讓燕云十六州而作兒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別來自安國和石國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 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 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說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夸張。他作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 可以與楊貴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先生曾撰有長篇論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我們可以從這篇史學名作中，一覽唐代長安的種種胡化景象。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而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今天，佛教已沒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匯，如“剎那”、“影響”、“水乳交融”等等;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但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甚至在九、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被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
相對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而且無始無終。在古代，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今天，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 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研究計劃”，把絲綢之路稱作“對話之路”，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對于中國人民來講，今天的絲綢之路，是開放之路，是奮進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光明之路。
三、成吉思汗三次西征拓展絲綢之路
成吉思汗是震憾世界的歷史名人，在中國眾多的帝王中，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人物。對整個世界來說，他死后的影響遠比他生前更大。可以說，這位蒙古巨人已經超越歷史時空，沖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成為今天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讓世界關注的新聞人物。最近，美國最有影響的媒體《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分別評成吉思汗為“千年風云第一人”、“千年偉人”。筆者認為，成吉思汗的傳奇一生在諸多歷史名人中最具有現代意義和經濟價值。對中國走向世界，西部大功率開發具有現實意義。
最近，蒙古國著名學者什•畢拉教授經過多年的文獻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并把他當作一種理論指導局勢和行動，貫穿于所有征服活動中。
當年，成吉思汗的20萬鐵騎沖出了亞洲踏進了歐洲大地，將半個地球歸屬于他的統治之下，以武力將自己的政治主張擴大到全球各地。他開辟“驛路”，設置“驛騎”，把驛站延伸到西域。設置了欽察道、波斯道等國際交通網，遠到波斯、敘利亞、俄羅斯和歐洲各國，連接了世界各地。蒙古帝國還把達魯花赤派往他們的統治地區，推行黃金家族的一套政治制度，力圖建立蒙古帝國的國際新秩序。一個時期畏兀兒蒙古文成了世界文字，象今日的英文一樣通用于被占領的國家和地區。1206年蒙古帝國所制定的“忽里勒臺”制度是當今社會的民主選舉制的原始形態，當時這一制度迅速傳到了被征服各國，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積極影響。
畢拉教授說，經濟全球化趨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鮮明特點。隨著各國間全方位交往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世界自由貿易的日臻完善，成吉思汗當年執著實施的“打破此疆彼界”、“和平自由通商”等全球化戰略得到了公認和發展。但是現在的全球化與過去不同。那時候的全球化是以武力強行推行的，而現今的全球化是以和平的方式靠思想智慧促進的；那時候是通過驛站實踐全球化，而現在是靠電子網絡實現全球化的。我們要加速發展全球化，決不能用武力，也不能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冷戰”的方法推行全球化。我們主張以先進的思想文化、科技力量推動全球化，特別要關心不發達國家，幫助弱小民族發展經濟，盡快擺脫貧窮落后。
韓國著名學者金鐘日說：“大地是人類的家園，我們只有一個家園，這是當今人類‘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統一。”他在最近出版的《千年歷史人物》一書中寫道：成吉思汗的經濟政策是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雛形。……成吉思汗在其統治的廣大地區，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以及宗教信仰、思想各個方面實施了開放政策。就眾多宗教和教派而言，在當時的世界各地，只有成吉思汗統治地區才能夠平等、共存。成吉思汗的開放政策是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發展趨勢的先行。
成吉思汗是歷史上最早建立全球化運輸聯絡系統的人，這就是聞名與世的蒙古驛站通訊聯絡系統。蒙古軍征服地域遼闊，為保持遠征軍與大本營之間的通信聯絡的暢通，成吉思汗首先組建了號稱“箭速傳騎”的世界上最好最快的通信兵。這支通信兵訓練有素，直接由成吉思汗四狗之一進勒蔑指揮，他們靠沿途設的驛站，日行數百里，遇有緊急情況，日夜兼程，換馬不換人，及時將大汗的命令傳達到所有部隊，又把前線的戰況轉呈到最高指揮部，從而保證了情報的及時傳遞和戰斗的勝利。日本學者，《成吉思汗戰史》的作者仲小路彰說，當時“由里海前線到蒙古的克魯倫河，只用了四十天的時間。”
因為有了成吉思汗建立起來的歐亞兩大洲之間暢通有護路的運輸線和通訊聯絡線，從此，彼此的疆界盡被掃除，一個完善的驛站系統，把這一遼闊領域的各個部分彼此連接起來，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國下發的乘驛牌，就可以暢通無阻，所謂“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在鄰家”。據史載，蒙元時期驛站多達1333處，作為輔助手段每二十里設急遞鋪。所以，戰線長達歐亞兩洲，能夠做到“脈絡順通，朝令夕至，聲聞必達”。美國《華盛頓郵報》說：在網絡還未出現的700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開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說，成吉思汗的馳馬驛站是當時通訊的最佳最快形式，是當今世界英特網的前奏。美國傳記名家哈羅蘭姆說：“這是人類之間最廣大而開放的一次握手。” 元朝中外交通比歷代都發達。軍行萬里，絕塞孤征，全賴驛站的道路暢通。正如著名史學家白壽彝著《中國交通史》所講：“元時武功超越前代，遠征軍足跡所至，東至于高麗及日本海，西服中央亞細亞、大食、波斯，以及歐羅巴之東部，北及于北冰洋，南達印度洋諸島。因而，元時中外交通之盛，亙古未有，而中外文化之交換亦以此時最為繁頻與深刻”。由于蒙古軍三次西征，以幾十萬鐵騎兵和無數攻城器材車輛，開辟了通往中亞、西亞、東歐的道路，設置驛站，天塹變通途；又由于海外貿易，開辟了中外航海線。
橫跨歐亞的三條絲綢之路是成吉思汗祖孫三代三次西征的產物。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于1219年率領23萬軍隊西征花剌子模王國，征服了遼闊的中亞地區及波斯一部。隨之，哲別、速不臺二將軍率領三萬軍隊于1223年進入南城，在迦勒河戰役中戰勝了俄羅斯諸侯和欽察人的聯軍十萬人。這次西征為建立橫跨歐亞、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國奠定了基礎。成吉思汗并對四位皇子進行了分封。長皇子術赤封地為欽察汗國；次皇子察合臺封地為察合臺汗國；三皇子窩闊臺封地為窩闊臺汗國；四皇子托雷掌管大蒙古國本部。第二次西征是1235年，由繼任大蒙古國的窩闊臺汗召開忽里勒臺會議（最高國事大會），在會上決定由成吉思汗的諸皇子各支孫子中年長者率領十五萬軍隊遠征欽察和俄羅斯，由術赤的次子拔都擔任統帥，大將速不臺為軍師，經過幾年作戰，到1243年攻占了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西里西亞、摩拉維亞、斯洛伐克、捷克等國。1243年初拔都回到了伏爾加河下游，以薩萊城為首都，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國之一——欽察汗國，其疆土東起額爾齊斯河與窩闊臺汗國接壤，西至多瑙河（包括新征服的摩爾達維亞等地）。南部轄有克里木半島和高加索，開辟了通往中國的國際交通——欽察道。俄羅斯各公國每年向欽察汗國繳納貢稅，成為藩屬達240年。薩萊地處歐亞北路交通要沖，起到直接溝通歐亞交通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西征是大蒙古國第四任汗蒙哥于1252年即位后，派其弟（成吉思汗孫）旭烈兀統率十萬大軍西征波斯，經過撤麻耳干，征服了木剌夷國，進兵巴格達，滅掉阿拔斯王朝；1259年進兵敘利亞；1260年攻陷阿勒頗和大馬士革城。旭烈兀通過西征，在波斯地區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國之一——伊利汗國，建都帖必力思，其疆土東起阿姆河與察合臺汗國為鄰，西至小亞細亞土耳其，北鄰欽察汗國，南至阿拉伯海，開辟了中國通往波斯的國際交通——波斯道。地處歐、亞南路要沖，曾為東西交通作出過貢獻。
成吉思汗及繼承者在統一蒙古和中國的戰爭中，全盤接收了原有的交通網，在統一戰爭中將中原與征服的各國、各地的交通連接起來，然后根據國計民生與貿易往來的需要新建、開辟、溝通了一些新的交通網和郵政網。
元朝第一次在我國歷史上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的大一統，帶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三個建設網絡交通高潮，元代疆域空前擴大，與漢唐時期疆域比，擴大1000多萬平方公里，而且控制程度也超過漢唐盛世。交通網絡進一步拓展。以大都（今北京）為中心通向腹地地區和全國各行省，修通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內地與邊疆之間，構成了空前開闊的全國道路網，還建設了欽察道、波斯道等國際交通網，遠達波斯、敘利亞、俄羅斯和歐洲國家，驛站運輸空前發達，真所謂“凡在國土，皆置驛傳，星羅棋布，朝令夕至，聲聞畢達。”
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個汗國，即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兒汗國的封地正好是我國西北部的俄羅斯、獨聯體國和中亞等國，他的子孫已經與當地的人民融合在一起，與我國西北部地區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由于成吉思汗子孫通過三次西征灌通了三條絲綢之路，所以他為中國西部大開發奠定了西部跨國商品流通大市場的硬件基礎。
四、鄭和七下西洋編織30多國交流網
歷史上第一支無敵艦隊是明永樂、宣德年間七下西洋的鄭和艦隊。鄭和也因此被西方史學家尊稱為地理大發現的先師。據最近英國航海專家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推演，鄭和不僅遍訪了亞非30多個國家，而且是第一個派出洪保、周聞等分宗船隊發現澳洲、美洲和南極洲的人。至于哥倫布，達•伽馬等人對美洲、印度的發現，以及麥哲侖環球探險都是拿著中國指南針和鄭和航海圖獻身海洋事業的。這一切的新學說都對世界帶來不小的震動。為紀念鄭和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中國政府決定，2003至2005年掀起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盛大慶典活動。
1405年至1433年，率領200多條戰船，28000多水兵，遍訪30多個國家。最后旅途辛勞，客死他鄉安葬在它鄉的鄭和，雖然在北京朝陽區有皇上封地，對明朝永樂盛世和世界航海事業有著巨大貢獻的人，但是國人近600年來卻沒對鄭和進行過一次百年大慶。更沒有象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樣將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航海家的塑像堅立在市中心廣場讓人們永遠懷念。筆者以為他對世界航海史的貢獻一點都不遜色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但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為何未被彰顯炫耀，主要與其后五百余年的封建統治禁海政策和改朝換代不穩定有關。于明成祖之后的歷代封建皇帝實施閉關鎖國，片舟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有關。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不但閉關鎖國禁海，遭致葡萄牙人和日本倭寇的海上反侵擾，而且還因不得人心的東廠、西廠錦衣衛內斗和大興文字獄，至使國力衰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最終喪失了政權。清朝以后，身為陸地英雄的滿清帝國更對鄭和下西洋一事漠不關心，本當應在1895年中國甲午海戰失利后重振國威，能在1905年舉行鄭和下西洋500年大慶的，怎奈此時已被八國聯軍打得抬不起頭來，在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后，還要賠償列強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一切皆因閉關鎖國。中華民族本該拿著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四大發明征服世界的，結果在后來的明清封建統治者手中，將航海指羅盤用作了看風水；火藥變成了煙花炮竹；造紙、印刷術變成了大興文字獄的工具。而拿到中國四大發明的歐洲國家，則把指南針用到了地理大發現的航海探險，把火藥變成征服世界、實行殖民統治的武器，把造紙、印刷術變成了傳播現代文明的工具。而將四大發明拱手相讓沒得一分專利費用的中國，最終也沒逃過“教會徒弟打師傅”的厄運。這也是明清兩朝沒有對鄭和下西洋高度重視的應有回報。
作為大規模航海的先驅者鄭和，他的七下西洋的偉大意義就在于首開大規模航海探險的先河，揭開了人類地理大發現的序幕。從人類海洋事業發展的實踐證明，正是由于中國鄭和七下西洋使用的羅盤和探索出的海上航行圖，以及以牽星板為觀測儀器的天文定位技術和過洋牽星導航技術，從而使得歐洲海上探險家們才有了征服海洋的地理大發現的可能，無庸置疑：鄭和掌握的航海技術是當時世界最高的水準。
據有關史書記載，在1405年鄭和首下西洋的十年之后，西歐第一個受其影響掀起海洋大發現運動的葡萄牙“航海王子”恩里克，才于1415年航海出征摩洛哥休達。并在南部建立起了航海學校，發明中心舵，研究天文學和制圖技術。為后來的歷次航海船隊打下了堅實基礎，在鄭和結束七下西洋后的第64年，即1497年7月8日，葡萄牙海軍上將瓦斯克•達伽馬率領皇家船隊從里斯本出發，繞過佛得角、好望角，并于1498年3月抵莫桑比給，5月20日成功開辟到印度卡利卡特航線；由于達伽馬兩次征服印度有功，后于1524年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并最終病亡在印度科領。1500年3月29日由卡布拉爾率領的13艘航船在去印度途經佛得角時迷失方向，并于4月22日因禍得福抵達巴西東岸穆塔里河口，并在此豎起了象征葡萄牙擁有地理大發現主權的基督十字架。
原本是歐洲弱國的葡萄牙由于重視海洋事業，使原來只有88941平方公里面積的葡萄牙，加上巴西等7個新增殖民地國家，累加起來的國土面積比本土大了120倍，僅有150萬人口的葡萄牙無法管理那么多殖民地，只好以販買黑奴貿易加以補充，這也是非洲400年中喪失6000萬人口的重要原因。
15世紀末，西班牙也緊隨葡萄牙后成為發現新大陸的受益者。其中，出生于意大利熱那亞，并在1470年成為法國艦隊船長的哥倫布，拿著《馬可•波羅游記》到西班牙游說東方有黃金國日本和中國的富饒世界，得到了伊莎貝拉女王的資助，并于1492年8月3日、1493年9月25日、1498年5月30日和1502年連續四次航海探險發現古巴、海地、牙買加、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等美洲大陸。
如今，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帝國廣場中央皆豎有“航海王子”恩里克，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等航海家的巨型雕像。而作為人類大航海的先驅者鄭和卻被他的國人冷落了整整600年。筆者希望在中國的沿海大城市廣場中樹立起鄭和雕像，給予鄭和應有的歷史地位，讓今天的中國人永遠銘記他對人類航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以激勵國人重振海洋強國的雄心。
有許多史學家認為鄭和七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為了尋找靖難失蹤的建文帝朱允炆和宣揚大明國威。而筆者研讀元明兩朝的更疊史發現，鄭和七下西洋除了上述兩次使命還有其它更加重要的使命，共有五大戰略意圖和使命，其核心戰略是吸取北宋、南宋消極防守，最終亡國的教訓，采取主動進功的以攻為守的積極策略，以保障大明江山的安全。
首先從被朱元璋1368年推翻后逃往上都建立的北元政權來看，這個曾征服亞歐41個國家的世界最大的蒙元帝國，并未從根本上被打垮。例如，在朱元璋登基稱帝的同時，明朝仍處于大蒙古帝國的包圍之中，長城北面還有北元帝國和瓦剌軍在威脅著明朝，西邊有成吉思汗子孫金帳汗國統治俄羅斯、烏克蘭等東歐國家，西南有控制阿拉伯各國的伊利汗國以及后來派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當皇帝的莫兀爾帝國，在南方還有早已被成吉思汗子孫征服的馬來半島和印尼爪哇島等，他們都在團團包圍著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明朝政權，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卷土重來危及大明江山。就在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起的“靖難”內亂之后，盤據在中亞的成吉思汗后裔帖木爾帝國欲起兵50萬東征明朝，重建蒙古人在中原的統治。明成祖朱棣聞訊非常擔心，欽點鄭和率領27800人的無敵艦隊主動出擊拓展戰略縱深，以此達到威鎮西南原來臣服于元帝國的各番屬國目的，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統一戰線，形成對帖木爾帝國的戰略包圍，以牽制其東進中國的行動。隨后，明成祖也親率50萬大軍，五次北伐北元，鞏固北部邊防。由于明成祖南征北戰的戰略得當，從而以強大的國威武力壓制住了北元的復辟和西部蒙人政權的復國計劃。就在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出發之際。原打算興師東征的勁敵帖木爾突然病故1405年。為明朝去除了心腹大患。從此，鄭和無敵艦隊順利地開進了印度洋登上了阿拉伯半島，疏通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除了軍事目的之外，從當時的全球戰略上講，在明朝失去蒙古人控制的西北陸上絲綢之路貿易通道之后，鄭和能夠及時打通海上絲綢之路，后來東南沿海的貿易，則是對大明江山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巨大貢獻。
因此，筆者認為鄭和七下西洋具有一箭五雕的戰略意圖。一、搜尋建文帝外逃殘余力量下落；二、打擊陳祖義等猖獗海盜，疏通海上貿易通道；三、調解周鄰矛盾，穩定邊疆海防；四、宣揚國威，施舍四方，以絲綢、陶瓷等厚禮善待印度洋沿岸各國，以此牢固樹立明朝去各蕃國威信和朝貢地位；五、向盤據在阿拉伯半島的帖木兒帝國蒙人政權示威，以維護明朝和南中國邊防海疆安全與穩定。
實踐證明，正是明成祖朱棣皇帝實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北伐和七下西洋走出去發展戰略，使大明進入了永樂時代最繁榮輝煌的鼎盛時代。而在明成祖之后的歷代統治者未能繼續堅持走出去發展的國策，在隨后實施閉關鎖國禁海的保守政策，處處限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例如，1449年明英宗被北元瓦剌軍擒為俘虜，1523年出現葡萄牙入侵廣東新會，1565年后出現倭冦屢犯東南沿海的被動局面。至于清王朝的閉關鎖關國政策更是把中國逼到了絕境。這些例證皆說明了后期推行閉關鎖國封建統治的明清王朝錯過了鄭和七下西洋構建的良好國際環境。同時，也充分證明了“積極進攻，主動出擊是最好的防御”的英明論段。今天，在中國打開國門實施對外開放以慶典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來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即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中國人已經從閉關鎖國中解放出來，在改革開放招商引資中壯大了自我。但是，為了早日實現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我們還要把前20年招商引資請進來坐標系調升到全球出擊走出去上面來。過去，招商引資只是對外開了一扇門，就已經弄得各大商場飽和了，倉庫堆滿商品銷售不出去。這就需要我們打開另一扇門，全球出擊走出去，攻占更多的國際市場。在中央政府新的開放座標系指引下，我們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重點，也要盡快調整到開發西部沿邊跨國大市場上來，只有這樣才更有魅力吸引東部沿海企業走向西部，共同開發沿邊跨國大市場，僅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三國市場就已經超過了中國人口總和；在農業國際發展戰略上，我們要發動更多的農業專業戶幫助非洲朋友開發更多的跨國家庭農場；在漁業發展戰略上，我們要改變110萬條漁船、3000萬漁民無魚可打的被動局面，改變被迫拆船漁民上岸當農民種田的現狀，改為走出去發展戰略，到太平洋島國等急需漁民漁船的國家開展合作捕魚；在能源發展戰略上我們也要走出去與那些有石油、礦產資源，而無能力開發的國家共同開發、共謀發展。
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年大慶期間，我們要再一次頌揚中國人和平開發海洋事業的理念。歷史上的鄭和下西洋所率領的200多條遠洋船隊，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無敵艦隊，但是他們除了做一些匡扶正義，打擊海盜，助鄰和睦、助弱抑強、施舍天下的好事之外，并未恃強凌弱，攻城占地，推行殖民統治。反之，同樣是15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弱小國家卻在侵略殖民地國策中強大了。特別是后來的荷蘭、英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都以炮艦政策，拿著中國的四大發明，侵略占領了世界上近百個國家。相比之下，中國人是仁慈的，和善的，沒有侵略別國的野心，不會依仗國力和武力去侵占別人的國土。例如，當鄭和第三次下西洋送禮給錫蘭國王被圍攻洗劫后，下令反擊抓到支持海盜、危害一方的阿烈苦奈兒國王后，并未殺掉和占領該國，而是帶到北京馴化后送回錫蘭，這就是中國鄭和下西洋寬厚待人的歷史。現代中國人也是寬厚待人的，例如1962年中國西藏等地遭受印度越境侵略后，中國邊防軍僅用不到10天時間就把印度陸軍打垮了，但是，中國勝利后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把包括印度準將在內的所有俘虜都釋放了，同時主動的把軍隊撤離到軍事隔離區以外。今天，印度仍然侵占著由英國侵略者麥克馬洪遺留下的邊境有爭議的9萬平方公里土地，如果憑今日中國的強大實力，不超一個月就可以奪回被占領土，但是中國至今仍以國際法準則進行冷處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決被強占領土問題。這一切皆說明，中華民族是個禮儀之邦，是個忍辱負重的負責任大國，特別在今天國際法則的約束下，中國的強大和民族復興不會對別國構成威脅。同樣，舉辦盛大的鄭和下西洋600年大慶，也絕對不會給國際社會帶來中國威脅論。因為，如果中國是個侵略成性的國家，早在1962年輕松地吃掉印度，同樣，如果中國是個侵略成性國家，早在鄭和下西洋時代，他所訪問過的30多個國家都會變成中國人的殖民地，尤其是中國領先于世界的航海技術，同樣可以進一步將當時還沒有能力發現新大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以及整個世界都會變為中國人的殖民地。如果這樣，恐怕世界歷史會重新改寫嘍！如果真是這樣，整個世界早在600年前就已經進入大同世界了。由此可見，歷史證明，中國從不要別國的領土，對一些因強加給中國的不合理條約而被列強霸占的領土也沒有強行索還。如對根本屬于中國領土的南沙群島，也是采取擱置爭議，從沒有采取過激行動。通過鄭和600年大慶，只能會讓世界各國更加確信，中國是個講信譽、以和為貴、以鄰為友、敢負責任的東方大國！
五、中亞各國的東干人
“東干人”在許多中國讀者的心目中或許還是一個陌生的字眼，一些人只知道它是蘇聯少數民族之一，其實東干人的根在中國。說起最早的東干人，可追溯到19世紀60—70年代。那時甘肅、陜西、寧夏一帶發生了反清回民起義，左宗棠統領的清軍對起義軍進行了鎮壓，于是白彥虎為首的起義軍殘部6000—7000人被迫翻山越嶺，越過邊界遷到了異國——今天的中亞各國，屈指算來已有120多年了。目前中亞東干人總人數約在10萬—12萬。主要分布在楚河兩岸，其中最集中的村落主要分布在哈薩克斯坦（營盤、新渠、江爾帕克一提別）、吉爾吉斯斯坦（米糧川、啃葫蘆、紅旗）和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卡爾•馬克思農莊等）三國。前兩者分別有東干人4萬—5萬，后者約2萬。
來自中國西部黃河、渭水流域的東干移民，放下刀槍鑄劍為犁鏵，他們給中亞各國游牧民族帶來了中原地區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他們本來大多是農民，失去了祖輩耕種的土地，更加珍惜土地和新開墾的家園。100多年來他們開墾荒地、改造沼澤、挖渠引水、精耕細作，取得了豐碩的果實。東干人種植的水稻、棉花、蔬菜、瓜果不僅質量好，而且產量高，深受當地各族人民稱羨和推崇。許多蔬菜品種是中亞當地民族沒有見過的，東干人喜食的辣子、韭菜、黃豆、茴香、南瓜、甜瓜等品種至今哈薩克人還按東干方言稱呼它們，他們也向俄羅斯人學會了種植西紅柿和馬鈴薯。
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生產斗爭和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東干人做為一個外來的移民群體既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又有選擇地吸收了伊斯蘭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突厥文化的一些優點和長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東干文化。
東干人最初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在長期流涉過程中已經失傳。東干語主要是作為口頭語代代流傳，其中保存著很多陜甘方言一樣的特殊詞匯和讀音，例如吃饃稱為喋饃，喝水讀做喝水（fei），休息叫緩（huan）一下（ha），老婆叫婆姨，朋友叫聯手……。東干語匯中也有了很多外來詞，例如電話（телефон）、電視（телевизор）、收音機 （радио）、汽車（машина）、集體農莊（калхоз）、黨（партия）等均來自俄語。1927年，曾有過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寫東干文字的方案，但未能推廣。直到50年代，東干人開始使用38個俄語字母來拼寫中國西北方言，形成了一套東干文字，可以說這是漢語拼音化的一種嘗試。他們使用東干文字編寫出了課本，創辦了報紙，出版了書籍，興辦了學校，并堅持了東干語廣播。東干族出了大批的優秀人才，其中有將軍、部長、詩人、作家、院士、教授、演員和一大批博士、副博士，這是東干人重視教育、以教育為本、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整體素質的結果。今天東干人已成為中亞地區以至全中亞文化水平最高的少數民族之一。東干人一般都會說兩三種語言，對內都用東干語交流，對外則一般都會說兩三種語言，如俄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等。東干語匯中至今還保留著晚清時期在陜、甘、寧一帶流行的方言特色，例如把政府官員稱作“大人”，把政府稱作“衙門”，領導稱為“上頭”。東干人把中華傳統禮俗保存的極為完整，這在婚喪嫁娶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舉行婚禮時東干新郎要穿長袍馬褂，戴禮帽，插紅花，披紅綢，近年來已改為穿西服，戴禮帽，打領帶；而新娘卻至今盤頭結發，鳳冠霞帔，著長袍，戴披肩，腳上穿著繡花軟底鞋，幾乎和國內戲曲中旦角的穿戴一模一樣。
東干人又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們恪守教規，重視禮儀，講究道德。他們勤儉節約，慷慨公正，誠實守信，重視家庭，尊老愛幼，樂于助人。這些好的品質在中亞地區有口皆碑，為其他民族所公認。更難能可貴的是東干人的團結協作精神。往往是一家有事全村幫忙，不管是蓋房子還是婚喪嫁娶，“添油”幫忙、送禮道賀成為風尚。有時為了幫助一個素不相識的同胞甚至可以越過國界奔波幾十公里，體現了極強的民族凝聚力。此外東干人與中亞的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維吾爾等毗鄰民族平等相待、取長補短、友好相處并逐步融合，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道德中“和為貴”的哲學思想。筆者認為，這個中亞頗具特色的移民群體是中華優良道德傳統的繼承者。關于東干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特色，一位東干學研究的專家王國杰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上百年來中亞東干人入鄉不隨俗，兼容不變質，同中有存異，多元有核心。百年里東干人與蘇聯社會發展同步，但卻沒有被同化，顯示出東干人的頑強個性，也表現東干人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關于東干一詞的來歷，大體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是突厥語匯的譯音，意為“留住下來的人”；另一種認為東干人即東甘，也就是來自甘肅東部的意思；而一些東干族老人則認為東干是陜甘方言中的“東岸（gan）子”一詞的音變和轉化。或許當年人們問他們是何處人氏時，他們遙指東方說：我們是“東岸子”人，即來自“東岸”的意思。他們自已并不稱為東干人，而自豪地稱為“中原人”、“陜西老回”。東干人對中國、對中華文化有著極強的親和力和認同感。他們重歷史、重鄉情、重民族感情。他們也續家譜、寫方志，重視民族史的研究。中蘇交惡近30年，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使同根兄弟間產生了疏離。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政治清明和經濟的繁榮，越來越多的東干人渴望回故鄉尋根，渴望發展與故國的交往與合作。一位東干詩人寫道：“百年誰也沒去過，老爺的省；陜西也沒人來，探望弟兄。……我們盼望能過去，路途太遠；祈禱客人轉回家。見了老陜，向眾人問好呢，祝愿一片；陜西西安建設好，宏圖大展。”1990年一位研究東干學的陜西籍學者到了營盤，東干人驚奇地問他從哪兒學會的東干話（即陜西方言），他說在身后還有上千萬陜西人在講這種話呢，幾個東干小伙子興奮地把他抬了起來在村子里轉了一圈，并且喊著：“老舅家來人了！”他們把漢族稱為老舅，這是多么動人的情景，多么感人的親情啊！
國內的人們都知道，從北美到拉丁美洲，從東南亞到非洲，到處都有華僑、華人和華裔在生生不息，辛勤耕耘。但是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對東干人這一遷居中亞的特殊群體卻鮮為人知。我們有責任對這一批炎黃子孫，中國回民的穆斯林兄弟給予更多的關注。。隨著中國的繁榮富裕，現在不少東干年青人都在從事集市買賣或邊境貿易。他們往往三五結伴來一趟烏魯木齊、西安甚至北京，采購各種物美價廉的日用輕工用品，發回到中亞集市上銷售。我們走馬觀花地逛了阿拉木圖和比什凱克近郊的幾個集市，那里從呢絨綢緞、服裝鞋帽到日用百貨，品種齊全，應有盡有，幾乎全部是中國貨。在市場賣貨的商人中，不少是東干族。
無論務農還是經商的東干人，生活均比較富裕。走進東干人的家庭，住房寬敞，窗明幾凈，墻上、炕上鋪掛著地毯，家用電器樣樣不缺。有的東干人農莊（如營盤，新渠）幾乎每個家庭都安裝了電話并擁有1—2輛小汽車。隨著中亞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東干家庭，大多進入了小康水平。他們是勤勞致富的典型。
我國在西部大開發中要加強與西部邊疆接壤的哈、烏、吉、塔等國的合作，特別要加強與中亞東干人的聯系，促進和推動中國與中亞各國的理解、交往與合作。這是因為：第一、東干人與中亞當地各民族有著血肉聯系，他們既懂俄語，又懂哈、烏、吉、維等族語，不存在溝通與交流方面的障礙。第二、東干人熟悉當地的風俗民情，人文地理，了解中亞市場的特點與需求。第三、東干族很多人本身就是精明守約的商人。因而，無論從事貿易經商還是投資合作，東干人均是中國與中亞各國之間很好的中介和紐帶，是我們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橋梁。此外從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語言學和比較文化學等角度對東干學的研究，也會對我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繼承產生積極的影響。東干人雖是我們的親戚和遠房兄弟，但現已是中亞各國的公民，這一點足以證明，變中國公民為世界公民的全球出擊樣板，早在100年前的中亞各國生根開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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