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用20年時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提高了7倍多，達到16萬多億人民幣。然而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背后，卻產生了可持續發展與資源匱乏等方面的諸多問題。為了給國民經濟保留后勁，美國采取了自己的森林不采，自己的礦山不開，自己的石油不抽的資源儲備新戰略。而中國近年來也已經意識到了這方面的問題，禁止大規模森林采伐，也著手到海外尋找油氣能源供給新途徑。
第一節、急需全球出擊的中國能源戰略
近來，最大的中俄“安大”石油管道合作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開展前期工作。據有關方面估計，通過2400公里跨國管道運輸，到2010年俄羅斯通過安加爾斯克每年可將3000萬噸石油輸送到大慶油田。這也是到目前為止中國走向世界最大的一宗石油合作交易。另外一宗買賣是中哈輸油管道項目正在深入進行，它投入運營后可每年供應中國2000萬噸石油。
現在，中國產石油1.67億噸，年進口9000萬噸，為了化解能源供應風險，中國在伊拉克進口石油已經減少到每年70萬噸，只占年進口的1%，并且采取多點供給，分別從越南、印尼、蘇丹、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及委內瑞拉、哈薩克斯坦等國進口。盡管考慮如此周到，但是隨著中國持續增長的經濟發展，到了2020年我國經濟又要提高3倍多，若按2030年前增長6%速度計算，中國初級能源需求達到24億噸。這個數字將超過目前世界頭號石油消費大國美國8.88億噸的2倍多。當然，未來20年中國能源自產能力可以達到17億噸，因此，為了滿足缺口需要，中國還要進口石油5.7億噸，天然氣進口1.4億噸。照這樣的需求，很顯然目前年進口7000萬噸石油僅僅是個零頭。要想確保年進口7.1億噸石油天然氣，就必然要未雨綢繆早作打算。為了避免美國靠戰爭保障油氣資源供應的后果出現，中國在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中，應首先考慮海外能源基地的投資建設。目前，中國大慶、大港、勝利油田有很多石油開采設備閑置，有很多經驗豐富采油技工在家待業。如果再把7000多億人民幣現金和6500億美元急于尋找投資的銀行積極性利用好，中國就可以整合更多閑置力量分赴到太平洋14個島國，以及印度洋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等有豐富石油、天然氣國家去開采。這樣做既能迎合這些弱小國家招商引資需求，也能滿足中國未來石油戰略需要。
第二節 急需全球出擊的資源開發戰略
筆者曾在《統一中國》書中論述過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字“資源與決心”。后來我又發現決定企業命運的則是“資源與成本”。現在根據世界加工中心的中國現狀來看，這“五個字”倒是決定企業到底能走多遠的關鍵。
過去，日本企業紛紛倒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市場與資源兩頭在外，遠距離運輸成本太高，從而降低了國際競爭力，使許多加工企業支撐不下去了。為了能夠活下去，形勢逼迫日本全球出擊，到礦產、能源和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去投資建廠。今天，由于中國遍地開放建起了那么多鋼鐵公司和電纜、鋁板、木器加工廠，從而使得國際上鐵礦沙、銅絲、鋁錠、木材價格暴漲不下。這不但給世界原材料帶來了暴利，同時也給眾多的中國企業帶來了傷害，長期下去，那些沒有礦產資源壓在手上的企業，遲早會被高成本原料價格搞垮的。因此，早日學習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做法，在“自己的石油不抽，自己的礦產不挖，自己的森林不伐”的基礎上，放眼世界，走向四方，以最大的投資開發力度，廣泛占領國家能源、礦產、森林資源制高點，這是未來的中國企業立于不敗之地的有力保證。同時也是中國資源型企業走出國門，在全球出擊中獲利的重要一步棋。
目前，中國周邊國家礦產資源較為豐富，非洲和拉美國家對中國企業也比較歡迎，這正是我們全球出擊實施國家資源開發戰略的大好時機。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首鋼不但在遙遠的巴西、秘魯有鐵礦，新近又在中國鄰居蒙古國開起了鐵礦。受其影響和啟發，一向能夠自給自足的鞍山鋼鐵公司和包頭鋼鐵公司也在蒙古采購了鐵礦資源。由于國內銅、鋅、錳、鋁等資源緊張，中國有色金屬礦山集團公司更是只爭朝夕的在周邊國家的老撾、蒙古、越南、緬甸和遠方的非洲剛過，拉美的巴西、智利等國開起來鐵、鋼、鋅、鋁等礦山。有人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有點晚了。早在三、五年前，蒙古的金礦和煤礦開采證只需幾千、幾萬美元，現在買一個礦山需要高達幾百萬美元，上千萬人民幣。但是，有些敢于拍板買下的企業家們也算了一筆賬，花一千萬人民幣買一座一億噸的中型煤礦，其總產值卻能高達幾百億人民幣。相比之下卻是劃得來的。正是基于這種考慮，筆者推崇的中國寶貝國際投資集團專門跑到蒙古國成立了榮華新時代發展公司和蒙古亞太資源開發公司，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在蒙古國收購了4家金礦、1家鎳礦、5家煤礦。其中金礦總噸位達153噸，價值超過180億元人民幣，煤礦總噸位達到238億噸，儲藏量總價值達到3億元人民幣，可供應開采100年以上的特大型焦煤礦區，是未來世界上擁有36000萬噸鋼鐵企業的中國和據有16000萬噸鋼產量、處于世界第二位的美國最迫切需要的煉焦煤。由于有了這么多資源儲備，也促使世界上許多銀行、財團和基金會，積極參與了由筆者本人發起的俄蒙中三國引進貝加爾湖淡水到蒙古和中國的“北水南調”水資源開發計劃。這一切，也是消除人們對于能否完成150億美元跨國調水計劃的擔心和疑慮的有力保證。
為了保障供給，現在中國的福建、廣東和河北、遼寧、黑龍江等的企業還在俄羅斯、加蓬、巴西等國買下了大片森林。這些具有遠見卓識的跨國企業，必將會在未來的世界資源大戰中獨占鰲頭，獨領風騷。
第三節、急需全球出擊的中國漁業戰略
擁有萬里海疆、3000萬漁民、97萬艘漁船的中國漁業大軍，2002年水產品生產量達到4480萬噸，由于中國沿海漁業資源越來越匱乏，所以，為了補充需求，我國2002年向國外進口了249.1萬噸，進口額22.7億美元，兩項指標同比2001年分別增長7.6%和21%。專家們預計，隨著國際海洋公約200海里專屬區的全面施行，中國12個沿海省區（含臺灣省）廣大漁民將要被迫退出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近海的傳統漁場。為了配合國際200海里經濟專屬區施行，中國政府今后每年將要拿出20億元人民幣來解決100萬漁業人口，30萬捕撈漁民，3萬條漁船從海外傳統漁場撤出的轉產補貼問題。筆者認為如其被動漁改農，限期拆毀3萬條漁船，被迫讓30萬漁民登陸改行做農民種田，到不如通過中央政府的外交支持，外經貿部門相助，國家銀行放貸，支持中國漁民全球化發展，到那些急需漁船、漁民的島國發展跨國漁業。這樣既可以開發好當地漁業資源，又可以解決好中國近海撤回來的30萬漁民出路問題，更可以通過開拓跨國遠洋捕撈，解決好中國日益增長的漁產品供給需求問題。目前，中國水產總公司和浙江舟山群島等漁民遠渡重洋到非洲幾內亞灣漁場和南美秘魯漁場等遠洋捕撈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廣東省遠洋總公司及水產部公司在太平洋島國斐濟深海捕撈金槍魚取得了成功。這一切皆表明，中國漁業走出去大有前途！有專家認為，隨著福建漁民數百年來持之不懈的走向世界，已經形成了海外福建近百萬華人群體，今天，浙江舟山人也在呼吁走向世界拷貝若干海外舟山漁業基地。通過國家支持和各省市的自身努力，中國未來必將能夠發揮漁業大國優勢，在若干個漁業國家合作建立持久雙贏的漁業資源開發基地。
第四節 急需全球出擊的中國農業發展戰略
眾所周知，中國有93000萬農民。如何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直接關系到農村改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問題。為此，筆者對于中國農業發展戰略以及農民增收問題有如下四點看法：
一、逐步減少農民總量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1999年以前，中國農業大豐收，達到年產5億噸糧，是歷史上產量最高的年份，而正是這些高產之年，玉米、小麥賣不過5毛錢一斤，一年算下來除去灌溉、化肥、農機和勞力成本后虧得一塌糊涂。有些地區兔子、肉豬養多了賣不動，還有福建、海南等地的桔子、西瓜的市場價，還不夠摘下來運出去的人工費。這些種啥啥虧，養啥啥賠，物賤傷農的例證離我們的時間并不遠，有些還仍然記憶猶新。為了防止增產不增收的歷史不再重演。恰當減少農業產量，想方設法減少農民指標是十分必要的。從美國、加拿大、日本經驗來看，皆是以大幅度減少農民指標和農業產量來提高農民收入。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擁有29000萬人的美國只有640萬農民，尚不足總人口2%；地大物博的加拿大只有83萬農民。但他們卻將吃不完的小麥、玉米、大豆賣到世界各地，從而使當地農民住洋房開飛機比城里人還富。與此正相反，中國雖然有93000農民還要用強力政策保護他們種糧積極性，但不知將來高價化肥催長出來的高產糧食賣給誰，其高成本的糧價又該如何與WTO放開后的低價糧開展競爭。筆者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照這樣靠補貼農民，靠種糧創收辦法，超不過兩年還要再出現一次大的“物賤傷農”危機。為此，筆者呼吁，農民增收的最好出路是減少93000萬農民指標。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下，應為農民制造更多“物以稀為貴”的緊缺農業環境，而不是豐收增產不增收的惡性競爭環境。目前，美國大豆、玉米和加拿大小麥都比中國現行價格低一倍多。由于種糧不如買糧劃算。所以比中國土地面積大近一倍的俄羅斯寧愿買糧也不愿種糧。作為常年套茬在貧瘠的的土地上拼化肥撥地勁爭高產的中國該到休耕養地力的時候了。作為世界上農民最多的國家該到提倡“要想農民致富，首先減少農戶”的時候了。在這方面，中國政府一直鼓勵農民季節性到城里打工，但又與許多城里下崗職工產生直接競爭矛盾，這樣難以從根本解決兩億農村富余勞力問題。后來提出推行城市化搞開發區來減少農村人口和富余勞力，結果又與政府出臺的保護耕地不被占用產生了直接矛盾。這種陷入發展兩難境地的局面不知何時才能得到解決。
記得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領導人想用15時間把中國建成工業化國家，而世界上的工業化國家的農民指數不能超過50%；第二代中國領導人改革初始，曾經提出過“無糧不穩，無工不富”的發展戰略。為了農民多致富多創收，政府在推行包產到戶的同時，更注重扶持鄉鎮企業發展。實踐證明這些措施有效幫助了當時的農民比城里人還富有。今天，隨著時代發展，有些地區的城里人，已由過去30塊錢月工資增加到3000元，有些畝產不足200斤的低產田也高產接近2000斤。但是，豐產不增收的中國農民已經不滿足于現狀，他們還要更上一層樓。為此，政府應為他們想出更多的致富辦法。來徹底解決農民增收問題。
同樣屬于國家農業部管理的100多萬鄉鎮企業，本來是值得中國政府驕傲的“秘密武器”。但是這些隱藏在農村、農業、農民中心的“秘密工業縱隊”，由于受到市場過剩的影響，其威懾力已經今不如惜了。
過去，許多價廉物美的鄉鎮企業產品可以占領城里市場，現在也和國企一樣許多工廠都關停并轉歇業了。在城里人下崗同時，鄉鎮企業職工也解甲歸田了。本來能夠吸納農業富余勞動力的鄉鎮企業，現在也遇到了和城里失業者們同樣的危機。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國家預算本打算吸收250萬人進入鄉鎮企業，到年底只兌現了105萬人。2004年本打算吸納更多到鄉鎮企業打工的，現在也應商品積壓過剩而泡湯了，甚至原有就業的鄉鎮企業員工也回鄉種田了。為此，筆者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制定鼓勵政策，引導鄉鎮企業向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轉產。例如，河北保定地區的容城縣各鄉鎮襯衫廠累加起來每天產量可以達到8萬件。一年生產總量達到2920萬件。一個小縣產量相當于一個世界大國加拿大人均一件的驚人產量。一次，我陪同阿富汗工業部長穆罕默德•馬紹到保定鄉下參觀襯衫廠時嚇了他一跳。馬紹驚嘆不已的認為：“如果將這些做工精巧的襯衫廠挪到阿富汗將會使你們賺很多錢！因為我們出口到歐美國家不要配額。”因此，中國鄉鎮企業不“走出去”發展沒有出路，同樣也很難帶動更多富余農民致富。
二、保護基本農田一成不變不是農民增收的最佳辦法
當前，由于全國5000多個開發區和部分城市房地產大面積圈地，從而造成許多圍而不建的撂荒地和開發區開而不發的問題項目，長期拖欠失去土地的農民補償資金，從而導致農民上訪嚴重。這一切激化矛盾的現象，不得不引起“親民政府”的關注。為了維護失去土地的農民利益，有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保護基本農田政策，令那些在農業產業調整中改做經濟林的農田恢復原樣，令那些無序擴張圈地的3763家開發區關停并轉。這一切保護農民利益和基本農田不受侵害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從農民增收的角度上看，這些措施并非是保證農民增收的最佳辦法。依筆者之見，與其拿錢支持農民種田積極性，還不如國家拿錢支持有條件的開發區把農產品深加工的食品工業搞起來，這樣更有利農副產品升值和農民增收。另外，作為幾年前賣糧難而做的農業產業化調整成果的經濟林，本身就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現在要再一刀切恢復種糧也是不科學的形而上學做法。從有關數據分析看：中國7年內耕地減少1億畝，主要原因是退耕還林的生態環境所需減少8800萬畝。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2003年全國復墾新增耕地31.08萬公頃，比當年城市建設占用耕地多出3.13萬公頃。從各種數據分析來看，城市建設和開發區建設占用耕地面積并不大。從筆者在德州、宜賓開發區看到的情況看，目前農轉非的家庭收入高于過去種田時幾倍收入。從經營城市角度分析，一個只有1.6萬元人民幣1畝耕地征用成本，賣到18萬1畝就可以為當地政府城市化建設增10倍財富。這就是中國城市紛紛奇跡般崛起的奧秘所在。同時也是世界城市化發展前五強國家的成功奧秘所在。例如美國農業人口640萬只占總人口的2%；日本只占5%為568萬農民；德國3%為226萬農民；英國2%為109萬農民；法國4%為213萬農民。上述國家數字充分證明，要想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城市化、只有減少耕地、減少農民，才能真正讓農民增收富起來。目前，擁有10億人口的印度，農業人口已經縮小到50%，最高糧食產量只有1.96億噸，最高基本農田不足1.8億公頃。因此，目前占總人口近80%的中國9億農民巨額數字應該越變越少越好。城市化、工業化的目標實現的越快越好！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是中國農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從日本成功經驗來看，早在明治維新時期，一邊向德國學習工業現代化經驗，一邊制定向中國、巴西、秘魯等國實施百萬大移民計劃，盡管受戰爭影響，向中國“滿洲國”偽政權地區移民100萬的計劃最后只完成了30萬墾農任務，但是日本向巴西移民150萬農民卻取得了成功、向美國、加拿大、秘魯移民也取得了成功，其中日本僑民滕森還當上了秘魯總統。而中國，在早期走出去發展的僑民中也出現了許多閃光點，例如，廣東人餐館開遍世界各個角落，福建人壟斷了美國75%的西洋參原料產地，另外有85%華人在新加坡政治、經濟、文化上發揮重要作用，1200萬華人成為印尼經濟支柱，800萬華人成為馬來西亞最優秀經濟人才，600萬華人在泰國作出巨大貢獻，就連東南亞最大的胡志明市，也是以50萬越南華人為核心經營起來的。筆者在秘魯、巴西、古巴、美國、加拿大發現，華人在這些拉美國家里都是優勢少數民族。其中150年前被歐洲人販豬仔販到拉美的中國農民后代，現在已經出現了許會在秘魯當總理，邵黃在古巴當將軍，李明在墨西哥當駐華大使的美好圖景，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伍冰枝女士還當上了加拿大最高行政長官總督。這一切都是過去被動走出去發展產生的奇跡。在2001年第六屆南京華商大會上，前總理朱镕基激動的說：在20年改革開放招商引資中有一半資金來自于世界各地的華商投資，這個數據足以說明，走出去的中國人對國內建設貢獻最大。因此，要想農民增收，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實施走出去戰略，用政策和榜樣鼓勵中國農民到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市場最廣闊的天地里求發展，這也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大融合的必然趨勢。
四、實現農民增收的九大策略缺一不可
回顧前面走過的路，各屆政府曾經探索過多種農民增收辦法。總括起來講共有以下九個方面：一、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二、興辦鄉鎮企業實現“無工不富的愿望；三、興辦經濟開發區和科技園區讓農民土地升值；四、推進衛星城和小城鎮建設，讓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演變為城市人口；五、實施農業產業化調整，退耕還林，增加經濟果林面積，改變農業增產不增收現象；六、減少農民雜費稅負擔，讓農民償到“節約一分錢就等于掙了一分錢”的甜頭；七、適當增加農業補貼，給予每畝優良品種10元人民幣補貼等。八、保護基本農田，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九、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肯定農民跨出國門創收的正確性。從上述九項措施分析，只有協調發展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和國際化進程問題。按照低于50%農民才算工業化國家標準，目前，93000萬中國農民還有近3億人需要改變前途另作新的安排打算。首先，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可以吸納1億農民進城打工就業；其次，經濟開發區和科技園區等可以改變許多農民工業化非農化發展進程；第三，實施走出去戰略，“變億萬農民為億萬僑民”是中國農民增收的最大出路。因為前兩種發展要占用大量基本農田耕地，與新出臺保護耕地政策相悖，所以近期很難大規模展開。最后一種的“走出去戰略”，則是中央“十五大”及“十六大”制定的大戰略。從眾多已經走出去的“農民變僑民”的經驗來看也是十分可行的。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歡迎中國農業專業戶到世界各地開發跨國農場。中國福建農民在美國經營西洋參取得成功足以說明，只要正當勞動和合法經營，發達國家也是支持的，從中國婦女農民嫁到日本、韓國農村情況來看，國際婚姻也是中國農民走出去的重要出路。另外，從亞非拉等友好國家開出的招商清單分析，大部分國家都需要中國人走出去開農場，開林場、開采礦石，捕撈養魚，開發畜牧業等。只要中央政府在用資金補貼鼓勵農戶種糧積極性之外，再拿出一塊專項國際合作基金，專門支持補貼走出去建設跨國農場的中國人。相信，那些一直被外國人稱之為“中國農業專家”的種養殖專業戶、養豬大王、種蘑菇大王們，都會在國際上發揮巨大的作用。同時也會在各級政府關懷下早日實現“變億萬農民為億萬僑民”的宏偉計劃。“全球出擊，世界為家”是當代中國農民致富增收的必由之路。
四、非洲“保定村”經驗證明了“變出口農業為出口農民”的正確性
從慣性思維上認為，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是產華僑的地方。然而誰也沒料到，地處北方內陸地區的河北保定也出現了3000多名農民華僑。這就是在非洲建了52個“保定村”的傳奇佳話。起初，保定30多個農民因辦護照困難，通過偷渡形式到非洲“混窮”的。結果到了目的地才發現，非洲許多國家土地肥沃，灌溉條件比河北保定好，市場需求也比中國好，種多少糧食都被搶購一空，種多少蔬菜都會賣個好價錢。尤其中國人特有的種蘑菇技術，產出來的蘑菇一直是當地人和歐洲市場的搶手貨。由于非洲市場饑渴什么都需要，分布在非洲各國的“保定村”農民在當地農閑時還做起了買賣，他們把種糧掙來的錢郵到國內采購許多積壓紡織品、五金家電到非洲賣。每個集裝箱貨柜能掙幾萬元人民幣。據科特迪瓦“保定村”負責人劉建軍先生介紹：發運到科特迪瓦的一個集裝箱收入，頂上中國一個農戶十年收入，發十個集裝箱掙的錢頂上中國農民百年收入。只要有資本金周轉，這樣的奇跡3-6個月就會實現一次，同時還不耽誤在當地種莊稼的那份收入。如今，這位曾經當過河北易縣縣長和保定外貿局長的退休老人劉建軍先生，已經被當地人選為科特迪瓦聯合大酋長榮譽稱號。有了這么高的政治榮譽，劉建軍帶領保定農民走出去到非洲、東歐等國發展信心更足了。從“保定村”到非洲經營撂荒土地，販賣中國積壓物資。從幾塊錢收購一張鱷魚皮，到中國白溝市場加工批發就可以賣上幾百塊好價錢的一系列做法，皆證明了“會做事的人可以把稻草當金條賣，不會經營的人則把金條當稻草賣”的奇跡是可以發生的。另外，“保定村”走出去發展的成功經驗也充分證明了筆者在新出版的《國策百諫》一書中提出的“變出口農業為出口農民”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五、溫州青田經驗證明了“變億萬農民為億萬僑民”的可行性
凡是到過溫州的人都知道，處處繁華似錦的溫州城市建設大部分出自于民營企業家之手，其中大部分典型建筑都是用溫州農民海外創業掙回來的錢建起來的。除了在家鄉作貢獻之外，這些被稱為中國“猶太人”的溫州人在世界各國創造了許多經天緯地的奇跡。其中在歐洲心臟法國巴黎的10萬溫州人已經牢牢站穩腳根，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許多溫州農民都變成了腰纏萬貫的旅歐華商。有人說，歐洲華商是溫州人的天下，這話并不夸張。由于走向歐洲的溫州人居多，所以每當各國華商選舉歐洲華商會首領的時候都被人數眾多的溫州華商搶了頭彩。
另外，當代中國農民走出去發展最多的當數浙江青田縣。這個山多地少人窮的落后地區，曾經涌現過一批窮則思變的“領頭羊”，例如偷渡到菲律賓后以托馬斯名字轉道歐洲匈牙利的張曼新，現在已經成為赫赫有名的歐洲華商會主席，和全球愛國華僑反獨促統總召集人。青田還有一個名叫尹嘯平的人，起初是從老山溝里跑出來偷渡到馬耳他小島上當廚師的，后來輾轉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最后一舉成為羅馬尼亞華商會主席。在他的幫助下，現在不但尹氏家族280多口移民到歐洲各國，而且來自河南、陜西、四川等地的下崗工人也在他的幫助下在羅馬尼亞中國城成了雇傭當地洋人守攤就業的小老板。
當前，國內大農業形勢非常嚴重，農產品價格低、農藥殘留多、激素多，出口創匯賣不了好價錢；許多靠山吃山的林場已經禁止采伐，散養的山羊也嚴禁放牧，一定程度上限制農民增收空間；許多靠海吃海的漁民休漁期嚴禁出海，為了減少中國漁船違規撞入周邊國家海域捕魚被抓事件屢屢發生，中國已經痛下決心，要將100多萬條漁船強令拆掉30萬條，1000多萬漁業人口也要轉移一批上岸務農。這一切困惑只有尋找更多國際舞臺才能得到徹底解決。從上述溫州、青田人的諸多成功經驗不難看出，只要勤勞智慧的中國人肯離開老婆孩子熱炕頭，浩浩蕩蕩走向世界大舞臺，就是睡馬路打黑工也能整出個腰纏萬貫的新一代華商來。
“心無界、路無限”。溫州市和青田縣農民走出去的經驗足可以證明，筆者在《國策百諫》一書中提出的“變億萬農為為億萬僑民”的倡議是可行的。
第五節 急需全球出擊的國際交通戰略
“要想富先修路”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口頭禪了。盡管中國規劃建設的9萬公里高速公路僅次于美國，盡管超過百萬公里的村村通公路大發展，驚嘆整個世界。但是若沒有若沒有橫貫世界的大格局國際交通戰略部署，那是難以滿足周鄰國家與中國打交道做貿易的渴望，同時也是滿足不了日益崛起的大中國與開發西部、振興東北發展戰略。同時，中國與“東盟十加一”合作以及中亞五國的上海會議合作，這一切皆需要國家交通戰略來溝通發展合作渠道。早在幾年前，中國曾經嘗試通過連云港經新疆阿拉山口橫穿中國至歐洲鹿特丹港的橫貫歐亞的第二條大路橋建設。
通過這樣的國際合作努力，不但使中國西部大開發受了益，而且也使中亞國家尤其是歐洲法、德等國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緊密地連在一起。而我國貫通這條新亞歐大陸橋的成本僅僅是從新疆石子河到邊境阿拉山口修補了一條300多公里長的連接線鐵路。僅此舉手之勞就把亞歐大鐵路的貫通，不但打破了中國幾十年前奉行的自力更生，閉門造車與世隔絕的政策，而且打破了以往中國繞道新加坡馬六甲海峽至歐洲的國際運輸慣例。這樣與貫穿中國亞歐的大鐵路相比，交通距離可以縮短25%，運費和時間也可以縮小20%以上。由此可見，實施國際交通戰略有百利而無一害。因此，中國在未來的交通發展中，盡可能地將所有通往邊境的鐵路公路和機場航線與周邊國家連接起來，這樣既方便了中國企業全球出擊走出去，又方便了周邊國家礦產資源和人財物流融入中國大市場。這樣既達到安鄰、富鄰的目的，又實現了西部大開發刺破“瓶底”后隊變前隊，內陸變前沿的大發展目標。假如從中國廣州、南寧、昆明穿過緬甸、孟加拉，直抵印度、中東至非洲埃及等國；假如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經昆明、蒙古至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和柬埔寨、老撾、越南經東北三省至俄羅斯哈巴羅斯克遙望白令海峽對面的美國阿拉斯加班那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總之，中國的海陸空交通不僅要有傳統網絡優勢，還要構建井字型的鐵路大交通和發散型的公路、水上交通風格，使中國的國際交通戰略為全球出擊的中國經濟插上翅膀，安上風火輪飛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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