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灣主權不容爭議
中國軍隊第一次登臨臺灣島可上述到三國時期吳王孫權派出的衛溫、諸葛直兩位將軍統領的萬名水師，隨軍赴臺后曾任東吳丹陽太守的沈瑩寫下了記載臺灣風物的《臨海水土志》，書中對臺灣原土著民族后成為我國少數民族之一的高山族祖先生活作了較為詳盡的描述，說明中華民族自遠古就在那里繁衍生息。
隋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羽騎尉朱寬、海師何蠻，受遣訪查流求。次年朱寬再次前往撫慰，以解決中央王朝與當地的矛盾，但效果不佳。兩年后，中郎將陳棱、朝靖大夫張鎮周率兵萬余名“進至其都”，使流求歸順。
唐朝因襲隋朝，亦將臺灣稱為“流求”，只是將“求”字同音異寫為“球”。唐朝時期，大陸人民赴“流球”開發和定居在的現象已相當普遍。據文字記載，此時的臺灣和澎湖均屬嶺南節度使管轄。宋朝時，仍將臺灣稱“流求”，在某些文獻中有時同音異寫為“流求”。成書于1225年的《諸蕃志》記載：“泉（州——作者）有海島，曰澎湖，隸屬晉江縣。”可見，早在此之前，這一地區已成為中國行政區域的一部分。元朝時期為了加強對臺澎地區的管轄，除在澎湖設置巡檢司外，還明確規定福建省轄泉州，加強泉州管理的目的就是為了管理臺灣?！对贰贩Q，泉州距臺灣近“可伺其消息”，一旦該地區出現事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就近試之”。
明代初期，沿襲唐宋，仍將臺灣稱為“流求”，但普遍寫作“琉球”。因當時明朝勢力范圍較廣，繪制的有關地圖將“琉球”標在今天的琉球群島的位置，將臺灣改為“小琉球”以示區別。而明朝防務的重點，開始在于防御蒙古族，到后來則在于防御滿族，對海疆的防御則采取消極的政策。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竟然一度撤除自元朝起設在澎湖的巡檢司。按明朝統治者的觀念，此時臺澎仍為中國領土，但屬不設兵防守的所謂“訊地”。1405-1433年間，鄭和率艦隊七次出使南洋，曾將臺灣作為避風港和淡水補給站，并在臺灣沿岸部分區域活動。鄭和的來訪，對臺灣地區頗有政治影響。但此后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海防門戶洞開，為日本封建領主和新興商業資本的擴張提供了可乘之機，那些以沿海島嶼為據點的倭寇，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騷擾十分猖獗，僅嘉靖年間就發生了戚繼光揮師數次抗倭的英勇戰斗。由于加強海防的必要使明朝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恢復了澎湖巡檢司的行政設置。史書記載：天啟年間，明朝“筑城于澎湖”，派將領“統兵三千，筑炮臺以守”。1602年，明朝戰船在御倭戰斗中主動出擊，追擊逃至臺灣的倭寇。明軍在福建都司沈有容率領下“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遂使“賊大敗”。這是中國軍隊首次從侵略者手中收復臺灣領土。
以上大量史實說明，臺灣地區作為中華民族所生息繁衍的一個地方，可以追溯到遠古，而歷代中國政府，曾以各形式對臺灣進行了探測和開發，對該地區予以管理并施以主權范圍下的保護。即使中國大陸同臺灣大規模的交往從吳王孫權差大將衛溫上島算起，其時間也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千余年，即使把明代嘉靖時期恢復在臺灣地區設置的巡檢司作為歷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那也比英國在北美洲建立弗吉尼亞鎮民地早將近半個世紀。所以，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圣領土不可割的一部分，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歷史事實。
然而，臺灣的歷史滄桑與沉浮，與國際格局的風云變幻有著密切的聯系。17世紀中葉，中國正值明清交替之時，崇禎十六年，關外除寧遠等城之外已全被清兵攻陷。兵荒與內亂，使得明朝皇室無暇顧及海疆，給外國殖民者以可乘之機。其間，荷蘭殖民者與西班牙殖民者為爭奪臺灣統治權于1642年決戰，結果西班牙人戰敗，臺灣淪為荷蘭殖民地。朝代變遷又給臺灣的回歸帶來機遇。雖然北京明政權已于1644年覆滅。但南方抗清勢力依然存在，這就是史書所稱延續了18年的“南明”。此期間最著名的一支抵抗力量就是鄭成功率領的抗清軍。鄭成功在其父鄭芝龍投降清軍時，堅決不從，南下入海，以廈門和金門為根據地，繼續抗清。1661年（明永歷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清朝在大陸的政權已經穩固。鄭成功感到僅以廈門、金門為依托抗清前途無望，決定東移占領臺灣，以開辟新的抗清基地。當年4月，鄭成功率將士2.5萬余名，乘戰船400艘，在安平登陸，向盤踞在臺灣的荷蘭殖民者發起猛攻。數次激戰之后，被圍困在據點的荷蘭殖民長官揆一（Coyett）求和，提出愿以每年進貢并加賠償10萬兩白銀的代價，換取鄭成功的撤兵，被鄭成功毅然拒絕。之后，鄭成功一方面繼續圍困荷兵據點，一方面擊潰荷蘭方多次的海上援兵。僵持9個月之后，荷蘭據點守兵彈盡糧絕，于1662年2月1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荷蘭人乘船撤出臺灣。臺灣在淪陷38年之后，終于回到祖懷抱。
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后，在北路和南路分設天興縣和萬年縣，并設3個安撫司，分別管理南路、北路與澎湖。1663年，鄭成功逝世。其子鄭經繼承父志，仍忠實于明朝并繼續發展臺灣。鄭經將天興、萬年二縣升級為州，繼續在臺灣實行與祖國大陸一樣的州、縣等級行政管理。鄭氏父子在臺灣“課耕種，征租稅，興學校，通魚鹽，安撫土民，貿易外國”，對臺灣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683年，清康熙皇帝發布渡海進攻臺灣。這時，鄭經已去世，其子鄭克爽率眾歸順清朝。臺灣正式歸入大清王朝統治之下。
然而近代歷史，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再次使臺灣淪為殖民地，1894年日本帝國主義在甲午海戰之后，強行霸占臺灣，但臺灣人民從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統治，在日據期間，以農民為主體的抗日武裝起義達20余起。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10月25日，同盟國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于臺北隆重舉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國政府宣告：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二、臺灣政局，兇吉難料
臺灣多黨政治將為國共兩黨政治統一中國帶來諸多不便。
過去50年，在臺灣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一直有一個非常明確而穩定的談判對手。而今天，隨著臺灣推行政黨政治，已造成中國政府與更多不同政黨主張的艱難磨合。
1986年3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政治革新方案，除“遵憲、反共、反臺獨”三原則外，只要非臺灣地方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并得到有關機構“審核許可”者，均可成為“合法政黨”。
從此，國民黨60多年的一黨專制體制開始走向解體。1986年9月28日，黨外勢力中部分人士組建了“民主進步黨”，使臺灣的政黨政治進入了實質性時期。民進黨成立后，臺灣出現了“組黨熱”，中國自由黨、民主自由黨、中國民主正義黨、工黨、中國民眾黨、統一民主黨、婦女黨、勞動黨等，僅三年多時間，就有50多個政黨和1000多個以一定政治、經濟利益來維系的政治團體出現。
國民黨長期的執政地位，使其在壟斷支配社會的同時，本身出現了嚴重的弱化現象，老化、腐化、僵化日甚。黨的凝聚力降低。200多萬黨員離心傾向嚴重，僅臺灣縣就有4萬多黨員失去聯系，退黨、違紀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在“十三大”通過的“黨務革新案”中提出，本著“中央精簡、省級整合、地方充實”和“黨務再分工，機構再精簡”基本原則，對組織結構進行全面調整。一是加速領導核心的年輕化、本土化。二是拔擇競爭型人才，大幅度調整充實黨部人事。從中央黨部秘書長、各工作會主管到縣市黨部主委，一批年輕務實、頗具民意基礎的政治精英被委以要職。再次，擴充黨員，充實基礎。1987、1988年度與1986度相比，國民黨新征黨員減少，均下降10%。為此，國民黨“要從政策上將全面放大吸引黨員作為主要工作之一”。組工會1988年3月頒布了《黨籍管理辦法》，將組織路線修正為“寬簡”原則，加速吸收黨員，僅1988年4月至9月，各地方黨部吸引黨員比上年同期增加54.64%，1989年第一季度又新吸收3.6萬人，高雄、臺中等縣市黨部先事舉行“萬人入黨”宣誓大會。
1989年12月舉行的“三項公職”人員選舉，除了國民黨以外，臺灣50多個在野黨就有15個參加了競選，其中民進黨推出了163人在“三項公職”中與國民黨進行全面角逐。選舉結果，民進黨取得了突破性的勝利，確立了它在臺灣的第一大反對黨的地位，國民黨“遭受了1949年以來政治上的最大威脅”。在得票率方面，民進黨由上屆20%上升為30%，加上其它在野黨和無黨籍人士，達41.7%，國民黨卻由連續保持了20多年的70%跌至58.3%。在“增額立委”方面，國民黨所獲席位的比例從過去歷次的80%以上下降為71.3%，民進黨由上屆的12席增至21席，第一次實現了對優勢地位提案權。
民進黨在1997年已在全省建立19個縣市地方黨部，擁有黨員3萬余人，使國民黨首次面臨有組織的挑戰。尤其是公職選舉無法獨控選票局。另一方面，民進黨成立議會黨團，使國民黨操縱下的“國會”乏力，使預算審查、法案通遭遇重重阻力。民眾權益意識日漸覺醒，導致社會運動蓬勃興起，到1998年底，臺灣以民眾權益為目標的各種社會團體的大量涌現，到1999年6月底止，已達873個。隨之，臺灣政局進入了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國民黨與民進黨、親民黨之間為爭奪臺灣地區的領導權上演了一出出政治鬧劇。
2000年3月，在李登輝等臺獨分子的操縱下，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在臺灣大選中以39.3的得票率首次戰勝在臺灣執政40余年的國民黨，成為首位非國民黨員的臺灣“總統”。國民黨在大選中落敗的原因有三。第一，黨內腐敗，“黑金政治”導致官商勾結、政治腐敗、司法不公。第二，內部分裂，李登輝玩弄權術，造成黨內三次大分裂。第三，李登輝長期縱容、扶持民進黨，讓其得以坐大。陳水扁上臺后，仍然走李登輝的老路。采取“以拖待變、聯美拒統”的策略，拒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先后拋出“一中一臺”、“一邊一國”、“臺灣國”論以及海峽兩岸前途多選論，暗示兩岸統一并非是臺灣將來的唯一出路。
而臺灣的多黨政治是美國鑒于亞太地區“民主潮流”的發展，認為一個親美反共的“民主政權”要比一個親美反共的獨裁政權“更穩定”，更能維護美國的利益。因此，多方推動臺灣向“民主政體”發展。基于這種策略考慮，美國朝野一再“敦促”國民黨當局盡快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加速民主化進程”，在臺灣實行美式“政黨政治”。
當然，政黨政治不但不能使臺灣的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會對海峽兩岸的統一帶來一些不利的因素。國民黨和在野黨今后將圍繞著政權進行激烈的抗爭，“臺灣‘政黨政治’這一抗爭會導致一個什么樣的最終形態目前尚難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有以‘新潮流系’為代表的‘臺獨’勢力的參與而增加了島內的不穩定因素，并為兩岸關系的發展投下了新的變數”。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政策不但要說服國民黨、同時還要挨個說服50多個不同政黨。這就很容易形成觀念上更大的分歧，這對政治統一中國十分不利。
三、 一國兩制，兩岸雙贏
大陸一國兩制政策早已為不統不獨定了格調，有人擔心大陸會用共產主義的理念統一臺灣，這是臺灣人沒有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的含義。更沒有真正了解大陸用“稅收共產主義”制度代替了前蘇聯斯大林搞的那套“殺雞取蛋”“沒收共產主義”。所以，海峽兩岸中國人姓資與姓社誰也不吃掉誰，在主權上不獨，政治上不統，經濟上合作就是鄧小平有關一國兩制“不獨不統”的深邃含義。
鄧小平同志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希望中國統一，分裂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允許有什么“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堅決反對“臺灣獨立”。解決臺灣問題無非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用什么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允許外國干涉。我們堅持用和平的方式，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同時我們不能承諾根本不使用武力，如果承諾了這一點，只能使和平統一成為不可能，只能導致臺獨猖獗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我們主張海峽兩岸實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統一后，臺灣省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同外國的民間關系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及民間交往不變。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有高度的自治權，擁有立法和司法權，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臺，而且在中央政府里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十幾年來，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引下，經過海峽兩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兩岸人員往來以及科技、文化、學術、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補互利的局面正初步形成。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不僅是廣大臺胞、特別是臺灣工商業者的強烈呼聲，而且成為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兩岸事務性商談已取得進展，“汪辜會談”標志著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但是，值得所有中國人警惕的是，近年來臺灣島內分離傾向有所發展，“臺獨”活動趨于猖獗。陳水扁及李登輝又公然提出了“公民自決論”，一邊一國論和臺灣國新論，這些活動不僅阻礙著中國和平統一的進程，而且威脅著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
當前國際形勢仍然復雜多變，但總的趨勢是走向緩和。世界各國都在制定面向未來的經濟戰略。把增強綜合國力作為首要任務，以求在世界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海峽兩岸的經濟都在向前發展。1997年、1999年，我國相繼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這是全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的一件大事。中華民族歷盡滄桑，飽經磨難，現在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全面振興的時候了。這對臺灣是個機會，對整個中華民族也是個機會。在這里，筆者愿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重要問題提出如下看法和主張。
（一）為促進中國統一的臺灣領導人預設一席中國國家榮譽主席名號，以資鼓勵臺灣促統政要，以此顯示中國大陸和平統一的示好姿態。
（二）將中國臺灣省，改名為中國臺灣特別行政區，并適時為臺灣特別行政區公民頒發中國護照，以此方便臺商到與中國建立的164個國家做生意。同時，這樣做可以在無聲的行動中為那些認同一個中國的人提供安全保障，開啟方便之門，對那些頑固堅持臺獨路走到黑的人，給以孤立，拒絕他們入關到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做生意。
（三）凡持中國護照的臺灣開明人士，可以優選到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民革中央，以及西部大開發11省區任職，為更多熱愛中國的臺灣籍人士提供管理國家的機會和職位。如果全國2000多個縣和1萬多個鄉鎮皆設一名臺商掛職副縣長、副鄉長。那么在1萬名臺商干部中干得好的還可以提拔到地市級和省部級。一旦形成臺商按配額走向政府管理崗位，那么就會有很多臺灣精英骨干前途命運系于國家一身，那么也就會有更加熱愛中國，反對臺獨。
（四）為了方便臺商在世界各地做生意，中國駐外使館專門設立一名由臺灣人擔任副大使，同時也設立一個由臺商執掌的臺灣地區合作處，以此消除臺灣自以為大陸打壓空間的說法，以此滿足臺商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愿望。
（五）為了滿足臺灣居民望子成龍愿望，大陸可辟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等十所名牌大學按一定比例數額免試為臺灣中學生創造上大學的機遇。若每所大學免試1000名臺灣應屆高中生，那么每年可以讓臺灣下一代獲得10萬人進入名牌大學機會。
（六）如果臺灣同意配合，大陸每年可以鼓勵1000萬人到臺灣旅游，若按平均每人消費1萬元計算，大陸每年可為臺灣貢獻1000億元，對拉動百業興旺，改變臺灣經濟不景氣作出善意的貢獻。
（七）如果臺灣當局愿意，可以先讓臺商受益，單方面直航到大陸各港口、各機場，這樣既體現了大陸禮讓的善意，又消除臺灣害怕大陸到臺船只威脅防務的恐懼心理。
（八）如果臺灣當局愿意，可以盡早與香港、澳門、海南島、珠海、深圳、汕頭廈門建立七加一自由貿易區。并且在共同加入WTO應遵守的貿易原則下開展更加自由的經貿合作。
（九）為了共同維護七加一地區經濟安全秩序，臺港澳瓊珠深汕廈警察局和軍隊簽定軍警安全保障信任協定。這也是兩岸軍警信任友好合作的開始。
（十）在上述友好合作取得成果后，海峽兩岸中國人可以進一步商討中國政治統一全面合作問題。
早日完成祖國統一，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無限期地拖延統一，是所有愛國同胞不愿意看到的。中華民族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我們呼吁所有中國人團結起來，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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