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移民史是從血和淚開始的。
隨著五百年前歐洲資本運動興起，跨國界的經商貿易日漸增多，許多商人在當時法律不健全的情況下，開始了大規模的非法移民。其中早期到我國東南沿海臺灣、香港、澳門做生意的有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西班牙和英國等西方國家做移民勞務的商人，分別從廈門和汕頭非法移民數十萬勞工到南北美洲和南非各國。
其中，1847年至1852年從廈門販運出洋的華工有1.5萬人；1852年后從汕頭運走4萬華工；另外，這個被國人指斥為販“豬仔”的貿易，又轉移到澳門進行，據有關歷史數據統計，僅從澳門販運到古巴、秘魯的就有十幾萬華工。
僅1882年統計，被西方列強移民到美國西部圣弗朗西斯科，開發舊金山金礦和修筑鐵路的華工就有29萬人。
據有關統計表示：從1807年到1925年間，經荷、西、葡、法、英、美等國商人之手非法販運到世界各地的華工約有300多萬人。
這些非法移民活動的起因皆是從西方列強擴張時開始的，對這種遠涉重洋，悶在船倉里毫無人身安全保障的大規模非法移民，中國歷朝歷代政府都是堅決反對的。
然而，這種由西方國家言教與身教出來的非法移民行為，卻在我國東南沿海長期形成了一種前面“走出去”混得好的親友，又勾著后面的人“走出去”發展的“偷渡”習慣。
中國近代出現過大規模移民潮。由于內戰原因，中國近代以來相繼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武裝偷渡出境避難的人也層出不窮。其中，有陜甘寧十萬回教武裝被清末左宗堂平亂大軍追殺到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十萬華裔東干人。還有康熙大帝攻打臺灣時逃往東南亞各國的幾十萬明朝軍士及家眷。
也有被解放戰爭劉鄧大軍追逐出境到緬甸、泰國北部地區的20萬“國軍”。上述這些大規模非法“偷渡”行為都與政局變換，避難謀生有關。
為了解決非法越境難民問題，聯合國還專門成立了難民署機構負責這項跨國難題。其中，在美國攻打越南期間，聯合國還專門在香港設立了一個安置越南漁船“偷渡”來的難民接待站。
上述這一切雖然與近年來中國”偷渡”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洲各國的性質不一樣，但是擇取新的生存空間的目標都是一致的。20世紀初，曾經在中美洲古巴名噪一時的近30萬華商，由于受到后來沒收浪潮的沖擊，到了50年代末，”偷渡”逃出古巴就有20多萬人，現在古巴唐人街上只剩下幾千華人。由于戰爭和其他因素影響，越南西貢等地曾有50萬華商偷逃出境，柬埔寨和印尼也有數十萬華人逃往第三國。
二、 從僑美中國移民看華人在海外的自強不息精神
在洪郵生、宋文偉所著的《美國簡史》中，第一次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在異國土地上生存、繁洐、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國移民在海外生存發展過程的寶貴資料。在美國的中國移民史可以說是中國海外移民奮斗史的一個縮影。
誰是第一個踏上美國國土的中國人呢？據考證，1847年，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傳教士從中國帶走了三名中國男青年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蒙梭學院學習。也有歷史學家說第一批到達美國西海岸的中國人是商人。他們帶去了美麗的絲綢、茶葉和古代藝術品。還有人說最早到達美國的中國人是那些得知加里福尼亞發現金礦后去金山淘金的中國人。更有人認為華人僑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776年美國獨立后不久，說在1785年有三個名叫亞成、亞全、亞官的中國海員在美國東海岸登陸，開始了中國人移居美國的歷史。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到了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隨著美國的全面發展，開發西部成了一項偉大的運動，勞動力的匱乏日趨明顯，尤其是加里福尼亞發現金礦之后。于是，美國政府開始積極地吸收外來勞動力。正是在這個時候，大批中國勞工來到了美國，翻開了大批華人移民歷史的第一頁。因此，在“淘金熱”浪潮中移居美國的中國人歷來被認為是最早的僑美華人。
通常來說，貿然背井離鄉跨越太平洋到美國去的中國人是需要一定的膽量，困難和阻力也是相當大的。介是，隨著外國商船進入廣州，帶來加里福尼亞發現金礦的消息，那些雄心勃勃、想發大財的人躍躍欲試了。他們抱著發財致富的希望，以罕見的勇氣，堅定的決心。冒著被大海吞噬的危險，忍受著與新人離別的痛苦，毅然離開祖國，奔赴無人知曉的目的地，開始自己的黃金夢。
令人奇怪的是，最早對加里福尼亞發現金礦的消息作出反應的是廣東省一個小小的地處山區的臺山地區。據記載，早期移居美國的華人絕大多數來自臺山及其周圍地區。如今，臺山縣中國“第一僑鄉”之稱，縣內人口98萬，而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卻多達115萬。1980至1990年的十年間，平均每年約有七八千出國定居。繼臺山地區大批華人移美之后，廣東省其他地區及福建一帶也陸續有越來越多的人移居美國，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移美的高潮。
第二次華人移美高潮始于1965年美國新移民法案通過以后。這次移民與前一次大不相同了，移民的身分有了很大的變化。大多數是從臺灣、香港、大陸及東南亞各國去的知識分子。還有許多人是前去與親人團聚或斷承遺產。在移居美國的知識分子當中尤以臺灣去的留學生為多，每年約有二千余人。他們學成后大多不愿回去，而留在了美國，其中許多人入了美國籍，成了新移民。
在美國各地幾乎都可以見到唐人街（這是舊名，華人社會一般稱為“華埠”）。今日美國最大的唐人街在紐約市的曼哈頓島東南部。然而，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唐人街當首推舊金山唐人街。
十九世紀中葉，在淘金熱潮中舊金山迅速崛起。中國華工也陸續來到舊金山匯入淘金大軍。早期華人居住在舊金山的薩克拉門托街，老一輩華人稱之為“唐人街”。這便是最早的唐人街。這兒靠近碼頭，當時對既無車馬代步、又不準到城市其他地區去的華人和新多民比較方便。而且當時多數華人初來乍到，語言不通，不了解當地的法律法規，更何況還受到白人的敵視和欺凌。因此，與自己的同胞聚集在一起，共對艱難，也在情理之中。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建成，原在加州其他地區謀生的華工陸續涌到舊金山，使唐人街的人數驟增，變得擁擠不堪。雖然華人聚居區已比初期擴大了不少，但是由于與外界社會甚少交往，仍維持著淘金年代的落后面貌。種族主義者又趁經濟衰退造成失業人數激增，掀起了排華運動。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入境，也不準在美的華人入籍。自此華人更受歧視，而且屢遭暴力欺壓。在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許多華人被迫離開美國。唐人街華人人數因此銳減。到二十世紀初，人數比十年前減少了近一半，僅剩一萬余人。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舊金山唐人街的面貌沒有根本的改觀，人數也始終未有明顯的增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成了盟國，華人的情況開始有所改善。1943年，排華法案被廢除后，華人能歸化，親屬可赴美，舊金山華埠的面貌也開始改觀。五十年代開始建造公寓住房，改善環境。1965年美國新移民法通過后，華埠的人口也迅速增長。如今，舊金山華埠的規模已經相當大，到處呈現出一派繁華的景象。這里的建筑物“中西合璧”，西式的建筑結構，卻有古色古香的亭臺樓閣和雕梁畫棟作點綴。被西方當作中國象徵的金龍彩鳳之類的裝飾隨處可見。櫥窗里、鋪子里各式貨物應有盡有。中藥鋪參茸銀耳，中式超級市場油鹽醬醋、山珍海味，一應俱全。中式餐館裝飾得十分華麗，細紗宮燈垂穗，紫檀屏風描金。舊金山華埠已遠勝昔日了。
中國移民在美國創建的華人國際性地區是西雅圖的唐人街。如果說舊金山華埠以其歷史和今日之繁華而聞名，那么，西雅圖華埠則以其活躍的社區活動和與其他民族的融合而著稱。
西雅圖位于美國西北角，坐落在內海和靠山湖泊之間。西雅圖的華人社區較之美國其他大城市的華埠要小，人口大約在三萬至五萬之間。但是，在集會結社以造福社區成員方面卻格外活躍。他們與其他民族的亞裔美國人的交往，也比聚居較多華人的其他美國城市更為頻繁。
與其他大城市一樣，西雅圖也有唐人街。這兒的唐人街被人們看作一個國際化地區，因為它不僅是居住在西雅圖的中國人的文化和商業中心，同時也是其他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商業中心。唐人街的文物中，有一座亞洲博物館，館里展覽著許多人工制品和照片，反映太平洋西北地區各個亞洲民族的歷史、文化和藝術。與亞洲博物館相鄰的西北亞裔美國人劇院，演出反映亞裔美國人經歷的戰劇，演員的文化背景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西雅圖的華人社區還積極創造條件為社會成員提供服務。1972年，創建了華人和低收入居民以及新移民。他們募集了50萬美元，開設了一家有63個床位的養老院，來安置那些家人無力照顧的老人。同時，還建立了一些華人學校，向美籍華人的子女傳受自己祖先的語言和文化傳統。
此外，西雅圖的美籍華人還愈來愈多地參與當地的政治和經濟活動。現在華盛頓州議會和西雅圖市議會中都有華人議員。1990年5月，由陳文玳女士創辦、百分之百為華人投資的西雅圖華盛頓第一國際銀行正式開張。銀行的誕生在該地區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這同時也意味著華人移民在美國創業的嶄新局面。
目前，西雅圖華人在不斷完善自身的同時，正與當地各族裔居民一起，在各個領域中發揮著作用，為被譽為美國“西疆明珠”的西雅圖的進一步繁榮昌盛貢獻著自己的聰明才智。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華人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旅美華人已從六十年代初的20多萬猛增至八十年代末的120多萬，主要集中在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里。如果按照人才與人口之比例來比較美國各民族的名人擁有率，那么不難發現，華人人群才是美國最為杰出的社會精英。
美國現擁有12萬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工程師，其中3萬多為華人，而且有不少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學家，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享有國際盛名的建筑師貝韋銘，“太空人”王贛駿、張福林，以及科學家吳健雄、陳省身、丘成桐、朱經武、林同炎、吳家瑋、高錕等。美國華裔科技人才輩出，科技成就卓著，引起了美國和國際科技界的重視和關注。
在美國的80多所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中有10多萬華人，并有相當一部分人擔任了重要職務。如，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副主任是華裔學者王佑曾，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是華裔學學者田長霖，美國著名大學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由華人擔任。另外，美國電腦科研中心有上千名華人，在19個部級主任中華人占了12席；美國太空研究中心也有100多名華裔科學家。
華人人數的迅猛增長和華裔素質的明顯提高使華人的經濟實力也大大增強，頗具競爭力。自1986年起，美國華人經濟已躍居全美少數族裔之首，一批優秀華人企業家在美國經濟界享有一定聲望。如“電腦大王”王安博士，曾名列“美國十大富豪”之一。華人銀行家蔡至勇、應行久、黃仲元、梁淑儀、陳文玳及華人企業家王嘉廉、劉立、楊雪蘭、張雯、譚仲英、曾超群等，在美國金融界、企業界的知名度頗高。
隨著華人經濟地位的提高，華人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明顯的改善，步入美國政法界、軍警界的華裔日益增多。在布什政府任職的華人已達三十余名，如交通部第一副部長趙小蘭、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美國駐尼泊爾女大使張之香、國防部助理部長朱大衛、總統人事助理鄺朝賢等。擔任各州、市政府職務的華人也不少，如加州州務卿余江月桂女士、內華達州州務卿劉美蓮女士、紐約市市長丁動時等。另外，錢勇杰、劉國英、付履仁、林耀平、陳紹章等華裔將軍在美國軍界也頗具聲望。
此外，美國華人經過多年的奮斗，又克服了語言隔閡、文化背景差異等障礙，闖進了美國傳播界。在美國主流社會當一名記者、編輯或電視主播員，是一份頗具吸引力的職業，但競爭也是相當激烈的。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華人人口迅速增長，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經濟實力也有了增強，社會地位也得到了改善。美國許多報刊和電視熒幕上已開始出現華人的名字和形象。美國發行量最大并最具權威的《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都有六、七名華人擔任編輯和記者。美聯社、美國之音之也有一些華人工作人員。另外，在美國幾間大廣播公司電視臺還出現了數名華人主播，如前ABC電視臺新聞主播董愷悌、CBS新聞主播宗毓華、舊金山RON電視臺主播兼記者葉秀寧、ABC電視臺知名節目“Primetime live”制作人張提華，以及《看東方》和《一個世界》節目主持人靳羽西等。她們都是在美國新聞界頗具知名度且為觀眾所熟悉的喜愛的人物。
這燦若繁星、光耀全球的美國華人人才群，以其卓越的成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旅美華人的堅忍不拔、刻苦耐勞、自強不息，這些都是他們過人的優點。
三、現代西方國家嫌貧愛富的移民政策使中國長期失血
為了吸引世界上有財富的人和有科技成果的人，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歐洲許多國家，都紛紛制定了投資移民計劃和技術移民計劃。這種用政策掏別國口袋，“挖墻角”草船借箭發展自我做法，確實為移民國家創造了財富，增強了國力，但同時也給移民輸出國增加了經濟負擔。
中國近一個世紀來，僅百萬富翁投資移民到國外的就有100萬人左右（含臺、港、澳），如果將這些中華民族驕子100年來積累的1萬億資金用于國內1億富余勞力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而不是被投資移民潮卷走流失到國外，那么中國人的生活質量更會有一個較大的提高。
筆者曾做過一個統計，如果一位百萬富翁在國內養活100個工人，那么，100萬已出境的中國富翁就能養活如今富余出來的1億勞工。然而，事實上100萬富翁走了，并沒有帶出相應的勞工，從而使富余勞動力留給了中國。顯然，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移民政策有其鮮明的嫌貧愛富的不合理性。
隨著20世紀的風云變換和近20年來的開放政策，中國內地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人到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投資技術移民已達到50萬人，美國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地華人更超過了200萬人，另外，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太平洋各島國的投資移民人數也接近了100萬。
如果再加上20世紀以前出去到中南美洲的百萬華工和到東南亞新、馬、泰、菲、印尼等國的千萬華商，那么，漂泊海外的幾千萬中華民族兒女確實為世界各國的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歷史應為他們的功勛書寫不可磨滅的一頁。
四、對浙江“偷渡客”現象的反向思考
當今世界，一邊是美國人防墨西哥、古巴人“偷渡”，歐洲人防非洲人“偷渡”，全球人防中國人“偷渡”的同時，發達國家又一邊在努力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并解決中國WTO的入世問題。這顯然是一對矛盾。
通常講，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就是為了打破人財物不能順暢流通的障礙。
為了放棄一國小的關卡主權，而獲得更多國家的關卡開放大主權，英、法、德、意、西、比、荷等十五國聯合成歐洲聯盟，即凡是佩有藍式徽章的“神根”簽約國，其交通車輛比駛過中國各省市的路橋收費站還方便。這種暢通無阻的經濟一體化，確實比過去深圳到香港排隊24小時檢查過關方便得多了。特別是廈門與金門之間只有兩千米遠的隔離水域，卻要繞香港、臺灣、澎湖列島三天后才能到達。顯然，這些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格格不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曾經多次提倡學習歐洲聯盟經驗，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臺、港、澳、瓊、珠、深、汕、廈八區一體化經濟硅谷。
然而，美好的愿望總是與現實相差甚遠，僅各國出入境簽證管理上就有千差萬別。例如，一直需要向各國招商引資的東歐各國，其簽證之難，已讓人望而卻步。其中，最需要提升中俄投資貿易額的俄羅斯，有關簽證把關正向越來越緊、越來越難的方向發展。迫切需要更多中國商人前往投資貿易的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每天讓一個領事把關簽證兩個人。不管是烈日嚴寒、刮風下雨，排多少人的隊，總之，跨國官僚們只能按照每天簽證兩人的規定執行。
試想，有這樣死板教條的外交簽證官擋道，那些氣瘋了的人不“偷渡”才怪呢，由此可見，在中國，有錢人痛痛快快花上幾十萬元辦理一個地下“直通車”快速到達發展自我的國家也就不足為怪了。
人總是想用最簡便、最快捷的方法實現自我價值。
一般“偷渡”客的自我價值實現意識都很強。他們到國外去的目的是想尋找一塊更好的展現自我價值的地方。心理學大師馬斯洛需要層次論的五個不同階段的需求與偷渡客在海外的經歷很相似。他們第一是解決生存需求，這是立足的基礎。第二是維護生命安全需求。第三是成家，滿足婚戀繁衍需求。第四是滿足受人尊敬需求，就必須創業，學會賺錢。在有了錢受人尊重之后，就想往自我實現的更高層次攀登，這就是第五個自我價值實現需求。有時他們也會用些不當的過激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如果引導得好，這是一股非常有生氣，有創造性的生產力。如果擠壓得不好，這些沒申領到正常手續便踏上他國土地的人們，就會逐步產生恐懼、悲觀、失望情緒。。這些遭受打壓的“偷渡客”們就會對所在國產生報復性一旦他們長期在白天躲起來睡覺，晚上走出來打工的逆境生活中產生不平衡心理和破罐破摔的灰色心理。這些遭受打壓的“偷渡客”們就會對所在國產生報復性的負面影響。但這一切并不違反人們自由選擇生存空間的權力。
筆者在西班牙曾聽到一位從中國“偷渡”過去的人毫不掩飾地說：西班牙人很懶，每天只知道泡酒吧喝酒聊天，而他們口中美餐許多是我們中國人兩把菜刀兩只手辛勤做出來的。我們是自己帶錢來，為西班牙創造稅收福利的。當然，我們華人中間也有害群之馬黑社會，他們敲詐同胞中非法偷渡過來的人。這種自相殘殺行徑給酷愛中國的西班牙人留下了很壞的影響。如果，我們手持合法證件、或者西班牙政府準許我們合法簽證進去，我們不但能為當地政府創造更多的財稅，我們還可以理直氣壯的清理門戶，將那些專門敲詐非法移民的地痞流氓扭送到司法機關。但是由于“偷渡”者自己身份都不合法，所以就難管“他人瓦上霜”。
早期偷渡出去的中國人，有許多人依靠自己在國外打拼，先立足，再發展，得到了所在國的贊賞，贏得了尊敬。如浙江青田農民尹嘯平是改革初期弄不到合法護照“偷渡”出去的新一代歐洲華僑，現在是該國的華商會主席。在他的幫帶下現在尹家已有280多口人在法國、意大利、瑞士、波蘭、羅馬尼亞做生意，十幾年間曾經幫過數千人擔保到海外就業，僅一個人經手推銷掉的中國貨就累計超過了幾億美元。尹先生以自己實際行動推動了中國經濟全球化發展。
這種由“偷渡客”變成了光宗耀祖華商會主席的現象，不能不說是過去閉關鎖國狀態下被逼出來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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