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初期，由于時間、經費的極度緊張，國民政府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利用內遷及原有民營工礦企業的設備，以圖在最短的時間內推動工業的發展。也就是說在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基本上沿襲了戰前發展模式。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以此為轉折點，國民政府開始對國營資本大規模投資。1939年5月，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全國生產會議，蔣介石在開會訓詞中提出：“要集中資本，擴張生產……我們今天要發展國家資本、獎勵私有資本、歡迎友邦資本，來擴大戰時生產。”此后，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確立。
在此之前，社會思潮已經發生變化。“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得一些人原本堅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政治家和實業家開始發生變化。美國發生了‘羅斯福新政’，在上海，商會也出面要求政府出來干預經濟。不管他們是出于個人的利益還是國家的利益，這都給‘管制經濟’提供了理論和現實依據。”趙興勝說。
事實上，國家資本的戰時統制也得到了許多民間資本的支持。“那一代人受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特別大，包括盧作孚本人也都贊成實行戰時經濟統制。”趙曉鈴對《商務周刊》說。
而國民政府發展國營工業，也強調“不以營利為目的”。“這一點，蔣介石和孔祥熙都明確講過。”趙興勝介紹說，1939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即確定了“國營及省營工礦業等，應均以供給國防需要增進社會繁榮為方針，不以與民爭利為目的”。
但事實與國民政府的這一說辭完全相反。宋子文任部長的財政部，1939收買了民營川渝漂鬃廠，并將其擴建為具備漂制四川全省白鬃的能力——等于搶走了四川所有同行的飯碗。后來，國民政府財政部又參資并經營中國茶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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