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周邊東南亞國家的匯率都是盯住美元的，按理說美元貶值這些國家貨幣也應該貶值，因為他們資本項目下是完全開放的。相反，由于韓國和泰國股市投資旺盛帶動了本國貨幣的升值。現在韓國和泰國已經感覺到匯率升值的壓力了，泰國已經開始干預匯率。他們插手干預匯率市場以消除匯率升值負面影響的做法值得我們關注。日本經過貨幣貶值后已經意識到匯率的變動對其經濟大國形象和利益是一種傷害。
匯率問題對貿易比較敏感，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更應該有長遠的應對措施。我們的貿易缺乏長遠的戰略意識，應對眼前的東西特別多。如貿易結構問題討論了很長時間了，還有就是數量超過質量，以量取勝，缺乏產品競爭優勢。長遠的戰略考慮需要改革有一個突破口，有一個選擇問題，不能老從短線角度考慮問題。我個人感覺，美國人能就眼前看未來，所以政策駕馭非常靈活，他的主導力和影響性也都在上升。我們的基礎雖然不是很好，但我們應該學習美國的長遠戰略意識，這樣人民幣匯率機制和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制定就比較自如。
現在經濟問題的綜合連帶性太大了，從一個市場一個角度去看問題或者去預期一種走向已經很困難了，而經濟全球化大大地強化了這種復雜性。貨幣的匯率機制不是單個層面的匯率升降和匯率市場狀況。它的關聯面很多，與銀行的支撐和保障作用，還有整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保障能力都是緊密相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只是一個方面，但整個金融體制的穩定和金融政策的駕馭能力，對匯率穩定是一個有力的支撐。
舉個例子，美元的強勢地位是有其經濟基礎的。第一，它的GDP占全球的30%；第二，美國的銀行體系穩健。即使美國經濟目前處于衰退階段，但美國銀行的盈利水平一直是往上走的，全球1000家大銀行美國占了200多家，500強跨國公司占了1/2。美元的強勢是經濟實力和銀行效率使然。
大家談匯率不能脫離銀行層面和金融體制層面。對于我國來講，原來金融是自成體系的。加入WTO后逐漸在開放，而這個開放的外部環境不是特別好，既大家通常所說的“動蕩性太大，不確定性太大，不明朗性太大”。這給金融改革潛在的風險壓力非常大。因為有這種不確定性，你就很難預期到它會發生什么，像9.11事件、倒薩戰爭等等一系列政治和軍事層面是很難預料的。
人民幣匯率問題應該把金融體系的穩定、銀行業的穩健、整個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完善和健全都考慮進去，不能單從貨幣價值的高低去評估匯率機制和匯率水平合適與否。實際上，金融體系的健全完善對匯率的影響是最大的，還有銀行效率的保障，銀行機制的健全、銀行風險的減小。我國現在的金融體制最缺乏的是效率，銀行在這方面更突出一些。還有像不良資產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是影響金融改革的重要問題。日本的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始終到不了位，究其原因在于銀行呆壞賬對整個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的牽制非常明顯。所以，人民幣匯率問題不能忽視金融體制中相對較弱的一環——銀行。
匯率制度的改革應該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改革的時機選擇非常重要。這既要看國內的經濟基礎，如外匯儲備情況和國際收支狀況；更要看國際環境，國際環境相對比較穩對匯率制度改革所帶來的風險比較小。目前我們面對的國際環境不好，我認為匯率制度不動為宜。現在整個市場投機性太大了，投機性太大正反應了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投資的方向不明確，短線投機性“熱錢”在市場上流動性非常大。比如說油價、金價、匯率、股市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都在做短線，導致市場價格波動比較大，反過來價格波動對經濟復蘇和穩定是不利的。
另外，國家匯率要改變的話要看國內的基礎發展狀況等相關配套的東西。如財政政策的匹配問題，經濟市場的改革問題等。其中財政政策是最重要的。從美國經濟發展來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支持面是非常大的，在克林頓政府期間，美國財政出現盈余，強勢貨幣政策應運而生。2004年美國財政又是巨額赤子，這使強勢美元受到的阻力和質疑也非常大。俄羅斯、巴西、日本都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匹配導致了危機出現或經濟下降。
此外，還有貿易逆差問題、利率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信心和心理問題?，F在經濟現象用傳統的金融理論似乎已經不能完全解釋清楚了。你看歐洲央行降息，降息之后應該是打壓匯率提升股市，結果正好相反——匯市猛漲，股市猛跌。美聯儲的降息也難逃這樣的命運。可見，人們對信心和心理的依托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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