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1年底，鐘偉就已公開提出“應該警惕針對人民幣的第二次陰謀”。他說，“我沒有看到升值的必要，我只看到了貶值的壓力”。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
另一方面，在貿易順差的表象下，中國的貿易收支體系存在著結構性缺陷。2002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約為300億美元，但服務貿易和收益轉移的逆差卻達100億美元，結果經常項目的順差仍然維持在200億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大約為500億美元，但金融賬戶卻有高達250億美元的逆差，結果資本項目的順差不過在250億美元。這還完全沒有考慮中國外債統計口徑和資本外逃等方面的問題。
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3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特別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中國汽車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在世界汽車貿易中中國幾乎是單純的買方。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實現。日本根據什么說，應當形成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新的“廣場協議”呢？
事實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間的貿易發展。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字，2002年日本對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75萬億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意圖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僅僅是針對中國目前家電等產業的出口態勢而發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圖阻止中國提高自己重要基礎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努力，例如鋼鐵業和汽車業。人民幣升值，日本在鋼鐵業高端產品上的競爭力就將增強，中國鋼鐵業
工業升級的進程就將嚴重受阻。目前中國正在擴張的轎車生產能力中，日資背景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人民幣升值，靠進口部件組裝的日本轎車就將獲得極大競爭力，而我國提高汽車國產化率水平的進程就將舉步維艱。我們已經注意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加工能力超過40的形勢下，已經注定要有一大批石油石化行業的下游生產能力要面臨“出局”的命運。在亞太地區聚積的10億多噸石油加工能力中，中國占2.26億噸，日本占2.39億噸。事關孰生孰死。日本在這個時候急迫地要對人民幣施以“廣場協定”，其真正用心何在，不是顯而易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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