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戴爾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有6大危機：1.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也就是說決定匯率的機制不是市場，改變沒有意義；2.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3.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4.給中國的外貿出口造成極大的傷害；5.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降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增大就業壓力；6.財政赤字將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代表觀點如下：
余永定（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代會長）：我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支持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一直堅定地支持人民幣部貶值政策。對于日本財長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講話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也不認為人民幣匯率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我們在決定自己的匯率政策時不應受其政治化觀點的影響。我個人認為，當前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但沒有外國人說的那么多（有外電報道人民幣被低估20%-30%）。我想強調一點，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在當前還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會塌下來。比人民幣匯率變動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匯率制度問題。
人民幣的升值會強化投資者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短期投機性“熱錢”的流入可能明顯增加，從而對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如何通過資本管制和其他方式抑制投機性短期資本的流入則是需要我們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尤其在控制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入問題上，我們不能忘記資本管制這個武器。
目前，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一旦擴大人民幣兌美元的浮動范圍，人民幣將會升值。但是，由于所允許的升值幅度有限，中國的進出口將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經驗證明，中國進出口對匯率變動的彈性不大。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主要貿易對象國市場中的出口份額就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由于我國出口中以來料加工為主，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不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與此同時，適度升值還可以促進外貿出口企業的優勝劣汰、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推動企業進行結構性調整、提高出口利潤率。此外，還會對減輕央行對沖操作壓力等方面帶來積極影響。
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盯住美元的匯率實屬迫不得已。作為一種固定匯率制度，盯住美元有利有弊。譬如，在20世紀90年代凡發生貨幣危機的國家無不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反之，凡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都未發生貨幣危機。
根據公認的經濟理論，在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必須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中國已經選擇了逐步實現逐步項目自由化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遲早得放棄固定匯率，讓人民幣與美元脫鉤而自由浮動。
現在的問題不是人民幣是否應該與美元脫鉤，而是在什么時候和以什么方式脫鉤。我認為，目前可能是人民幣開始同美元脫鉤的較好時機。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資本外逃嚴重，一旦讓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就有可能失控、一瀉千里，從而使中國陷入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中國的出口承受了巨大壓力。當時經濟學家的廣泛共識是：人民幣應該與美元脫鉤（實際上是不再承擔人民幣部貶值的承諾），而脫鉤的最佳時機是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市場不再預期人民幣將會貶值的時候。
目前，人民幣堅挺、資本外逃基本停止、市場預期人民幣升值而不是貶值。在此情況下，人民幣開始改變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將不會對中國的貨幣穩定產生嚴重不利影響。我們應該抓緊時機，使人民幣開始同美元脫鉤，一味等待更好的時機可能會使我們喪失時機。
從操作的層面來說，最安全的辦法是先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浮動范圍有所擴大。例如，以1美元兌換8.27人民幣為中心允許上浮或下浮1個百分點或至多不超過3個百分點。這樣做至少有三個作用：
首先，向外界發出信號：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是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的，中國正在努力解決同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
其次，向企業和金融機構發出信號：今后外匯風險將會增加，企業和金融機構應當做好相應準備，加強風險的防范。同時，中國應逐步建立外匯遠期市場，為企業和金融機構規避匯率風險提供必要的金融工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中國的國際收支發生不利變化，人民幣需要貶值時，由于已恢復了有管理的浮動，企業和金融機構具備了較強的應變能力，人民幣匯率可以隨時調整，大幅下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將大大減少。
隨著經驗的增加，我們可以使浮動幅度進一步擴大，如使浮動幅度圍繞中心值上下浮動10%-15%。我認為，在目前匯率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擴大浮動區間是一種慎重的辦法。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楊帆稱，人民幣中期升值趨勢自1994年既已確立，之所以目前還沒有升值，是因為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收購多余外匯所致。據估算，我國主管部門平均每月要動用人民幣買進大約50億美元，才能維持目前的匯率。楊帆認為，人民幣內在的升值壓力源于三個方面：國內儲蓄大大超過投資，資本過剩；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剩；因優惠政策，外資每年以500億美元的速度大量涌入。
首先，中國對于出口的依存度沒有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那樣強。日本歷來執行的是“貿易興國”政策，出口對其經濟的影響在50%以上。中國雖然從上個世紀90年代由于出口的迅猛增長，GDP對于外貿的依存度由80年代的0.7%上升到7%，但遠低于當時日本的水平。
其次，人民幣的升值對于中國吸引外資應該是個好消息。20世紀90年代，美國實行的強勢美元政策，這雖然對美國的出口起了負面影響，但由于資本投入會在美國賺到客觀存在的匯差，于是，大量資本開始涌入美國，支持了經濟高速增長。楊帆認為，一旦人民幣升值，上述現象一定會出現在中國。
人民幣正在被逼向“廣場協議”，我們如何進行應對？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2002年底，當人們沉浸在中國經濟繼續在世界上“一枝獨秀”的自豪感中時，日本和美國的官員先后對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發起攻擊。在他們眼中，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并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機制正處在微妙之中。
2002年12月初，鹽川財相在一次日本國會會議上，根據購買力評價理論，指出人民幣的幣值目前被嚴重低估，公開要求中國政府提高人民幣匯率。同時他表示，日本將在G7（西方7國）會議上，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一項議題，要求其他國家通過類似于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那樣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
這一期間，美國新聞媒體也援引美國一些專家有關“中國正在輸出通貨緊縮”的觀點，要求人民幣升值。泰國銀行行長蒂耶通近來也屢次指出，中國是導致亞洲其他地區陷入通貨緊縮的一個原因。在早些時候，2002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曾呼吁中國考慮采用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
面對連續10年的經濟困境，日本的歷屆政府已經施展出了渾身解數，“零利率”刺激國內消費，支持日元貶值促進出口等措施都收效甚微，但最讓日本政府感到滿意的是日元貶值。它使得日本的經常貿易順差巨幅增加，成為日本經濟中為數不多的亮點。問題是日元繼續貶值的空間已經很小，因此，日本現在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來達到日元的相對貶值。
另一方法，日本從戰后百廢待興的狀態搖身變成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大國，都得力于進入美國市場的方便。專家指出，雖然美國對日本有龐大的貿易逆差，但兩國的貿易關系還是雙向發展的。不過，日本財務省截止到2002年10月的數值顯示，過去10個月日美這種傳統的貿易互動已經結束。不但日本的整體貿易盈余收縮，中國輸日的貨物數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達到6.31萬億日元，而美國輸日貨物只有6.04萬億日元。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為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提供了“口實”。而2002年前11個月中國外匯儲備又增加了624億美元，總額創紀錄地達到了2746億美元。
6月19日，“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在美國開會，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歐盟委員會上個月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歐盟15國決定，將于2004年10月率先上調中國在“普遍優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優惠關稅，既由目前的3.5%提高到5%，而2004年上半年，將正式取消給予中國的“普惠制”。
2004年5月，在G8財長會議上，美國財長斯諾首次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進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開場合“敦促”中國政府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健全美元聯盟”稱，中國經濟近幾年來一直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到3%，歐盟和其他一些國家則更低。該聯盟指出中國政府“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入美元，人為地維持人民幣低匯率”，這種做法再不制止，“將對全球貿易伙伴造成極大打擊”。
專家分析，該聯盟提出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主要因為美國出口商無法忍耐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所致。美元貶值本應有助于美國制造商在全球貿易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減緩美國貿易逆差的增長。但是，由于中國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基本固定了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關系，以至形成了美元與人民幣“同升同貶”的態勢。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處的數據顯示，2002年美國貿易逆差達到了4000多億美元。中國已經連續三年成為美國最大逆差國。
由于美國“301條款”本身的含混性，不排除美國政府將其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可能。迄今，美國政府運用“301條款”總共發起了121起調查，其中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案例16起。但按照“301條款”，美國政府可以對一切“不公正（不利于美國的）貿易行為進行制裁”。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何帆研究員也指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一直奉行“link”（關聯談判）原則，也就是將一種貿易問題擴大化。比如，將知識產權問題和農產品結合起來進行貿易談判。因此，在目前持續巨額貿易赤字的背景下，美國極有可能將貿易問題和人民幣匯率制度聯系起來，向中國討價還價。
200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布什政府為了獲得制造業
團體眾多選票的支持，加之其一貫的“鷹派政策”，如果“健全美元聯盟”做出決定，要求政府動用“301條款”對付中國，很有可能會得到美國政府的響應。
一旦美國動用了“301條款”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將會是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個十分不好的開端——以匯率制度為借口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同時，還可能引發“羊群效應”，使日本、歐盟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一擁而上，采取類似措施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影響，逼迫人民幣升值。
在國際社會普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壓力下，國際金融市場也提高了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很多分析認為，中國會在近期將人民幣匯率溫和上揚2%-2.5%。
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最終目的，是打擊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盡管“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場份額，主要依靠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
長期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的特有品牌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于一旦。
中國急需的是重新證明自己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不是“盯住匯率制”。過于僵硬、政治化的匯率制度，會給國家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政府出面擔保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一政策保護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沒有因惡性貿易競爭而發生進一步惡性貶值，這無疑為亞洲、為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此后中國的匯率一直在政策的作用下異常穩定，這也成為現在國際社會攻擊中國的口實。
因此，現在必須向外界證明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這需要加強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獨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者的地位，為它代表中國對外談判增加主動權。
而且，“升值預期要比升值本身更重要”。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升值無非是調整價格；但升值的預期要比升值本身可怕。中國要調整的應當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而不是匯率本身；匯率制度調整的目的在于使它更加靈活，為原來的有管理的匯率制度正名。另外，還要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此次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濟貿易調整的新內容。
自去年時任美國財長奧尼爾發表對人民幣匯價的意見以來，現任財長斯諾也終于公開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目前的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2002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億美元上升到700億美元；對歐盟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612億美元上升到821億美元；對墨西哥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億美元上升到372億美元。
迫使人民幣升值，標志著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正在由微觀層面向制度層面擴散。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國處于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此次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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